微言精解三字经--34

第三十四讲：

权阉肆   寇如林   李闯出   神器焚

清世祖   膺景命   靖四方   克大定

由康雍   历乾嘉   民安富   治绩夸

      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从人类起源到朝代更替，从开国皇帝到亡国之君，从领先世界到落后挨打，历朝历代的兴衰都展现在我们面前。那我们现代人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学习历史又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来看待历史呢？

      首先我们应该要注重国家管理上的体制问题，从明朝乃至更遥远的一些朝代，我们貌似都看到一些宦官做乱的踪迹。一个朝代的衰亡总是与这些阉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特别是明朝，历史上出现了许多太监乱权的现象。如王振、魏忠贤等等，明朝中后期出现的宦官专权、政治腐败而致使天下大乱民不聊生。一群毫无治国能力的宦官结党营私让天下百姓苦不堪言，不负重压的百姓纷纷揭竿起义。

       但是必须客观地讲宦官的权力在明朝是受到皇权的制约，无论宦官权力有多大，都不能与皇权相冲突，宦官的活动范围也必须在皇权所允许范围之内，皇帝对宦官的势力可以随心所欲的控制，收放自如。因此，明代宦官之祸虽烈，但没有到像汉末及中晚唐那样，能把皇帝的废立、生死操纵于手的程度。而且，明朝宦官如同寄生虫，他们的“寄主”皇帝一死，或者突然变脸发威，宦官本人权势顿时消散，汪直如此，刘瑾如此，冯保如此，魏忠贤也如此。他们的弄权一时，狐假虎威，是有皇帝作招牌，但当失去招牌或皇帝变脸时，太监只能挨剐、灭命了。另外宦官与外臣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根据《大明律》的规定：“凡诸衙门官吏，若与内官近侍人员互相交结，泄漏事情，夤缘作弊，而扶同奏启者，皆斩，妻子流三千里安置。”这条规定直接针对朝臣与宦官相互勾结而危害皇权。但是随着皇帝将一部分权力交给宦官，宦官要想开展正常的工作，就不得不与外朝大臣发生联系，因此《大明律》的这条规定根本无法得到贯彻执行，因而也无法产生减轻宦官为祸的作用。由于明朝宦官的权力得不到法律的支持，而且极大的威胁到外朝大臣的权力，甚至直接掌握了原本由外朝大臣掌握的权力，因此外朝大臣与掌权宦官必然会滋生矛盾，他们之间的斗争是很激烈的。然而他们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斗争关系，同时还存在合作，使得宦官与外朝大臣的关系错综复杂起来。一方面，外朝大臣或通过奏折规劝皇帝要抑制宦官权势，或直接参与与宦官势力的斗争，例如东林党人。另一方面，外朝大臣想要有效开展工作，必须与宦官合作，取得其对自己的支持，例如万历首辅张居正从实行新政一直到整个政权生涯，都与冯保保持着合作的关系。历史上，确实有一部分宦官掌权后贪污腐败，陷害忠良，甚至挟天子以命诸侯，对社会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但是并非所有的宦官都像魏忠贤一样，对社会造成的是负面影响。其中也有一部分贤良的宦官，他们在政治上积极有为，克己修身，积极的参与朝政，并发挥积极的作用。例如宦官张永辅助王守仁诛刘瑾和镇压宁王叛乱，在此过程中他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他的政治作为受到人们的赞扬，并得到君王的奖赏。在明王朝的历史上，不仅外臣与邪恶宦官之间存在矛盾，宦官内部也存在着矛盾。因此一些贤良宦官加入了外臣集团，他们与外臣积极配合，共同与邪恶宦官作斗争，而且积极配合外朝大臣，在政治上也十分有为。

　　宦官专权干政是明朝政治的主要特征之一，至明中后期更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干政的范围逐渐渗透到政治、经济、司法、军事等各个领域，很大程度上掌控着国家命脉。当然这也必然对后来明王朝的发展以及灭亡产生了严重而重大的影响。

       让明朝走向灭亡，不得不提一个人。这个人叫李自成。李自成是明末农民起义的重要一支队伍的领袖。明天启、崇祯年间，陕北连年旱荒，农民纷起暴动。李自成为闯王 高迎祥部下的闯将，勇猛有识略。李岩和李自成在崇祯二年（1629年）起义并且提出“ 均田免赋”等口号，获得广大人民的欢迎，散布“迎闯王，不纳粮”的歌谣。部队发展到百万之众，成为农民战争中的主力军。

      崇祯十六年（1643年）李自成在襄阳称新顺王。次年正月，建立大顺政权，年号永昌。不久攻克北京，推翻明王朝，致使明思宗 朱由检自缢于煤山。由于起义军领袖胜利后褫夺陈圆圆，逼反吴三桂，满清贵族入关，联合进攻农民军。他迎战失利，退出北京，率军在河南，陕西抗击。五月十七日，李自成在湖北通城县遭到当地乡勇误杀，但李自成余部继续抗清斗争。李自成死后，其所建立的大顺政权便很快的分崩离析，其麾下的各大将军带着手下各自为战，企图分散清军注意力，为自己争取苟延残喘的时间，但是最终还是没有逃过被清廷一一剿灭的命运。大顺军队分裂后，继续转战长江以南，在战斗途中，他们与当时在福建建立政权的唐王朱聿键合作。在朱聿键的帮助下整合人马，成立了一个10万多人的起义军队，史称“忠贞营”，表明了他们对于大顺政权的忠贞，李自成的老婆高桂英也在其中担当重要职位。

       但是，此时的天下以不是以前的那个腐朽不堪的政权所统治的了。此时满清大军刚刚攻下北京城，一个新的王朝刚刚建立。攻下北京城的满清大军锐气正盛，裹胁着这股锐气的清军一路以摧枯拉朽之势荡平了中原大地之上的反抗势力。失去依靠的“忠贞营”只好且战且退，转战广西，但由于军士水土不服，使得军中瘟疫横行，导致转战的“忠贞营”非战时损失大幅度上升。除了外部的军士大幅减员，军中高层内部的矛盾也渐渐扩大，此时的高桂英已经不幸战死，起义军没有了主心骨，各大部将为了争权导致矛盾不断。直到起义军的最重要的一名元老级人物李过去世，军中争权夺利达到顶峰。最终，李过之子，素有“小闯王”之城的李来亨率兵分裂出去，继续与清兵进行抗争，其余部众很快被清兵剿灭。最后，李来亨的部队在与清朝抗争十几年之后也被剿灭，至此，李自成所有部众全灭。

       传统观点无原则地推崇农民起义，把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领袖都看作推动历史进步的大英雄。由于李自成的农民军占领京城直接推翻了明王朝的统治，所以李自成的“业绩”更得到历史学家的推崇。但威名赫赫的李自成只在京城维持了一个多月即迅速败亡，许多学者都为李自成惋惜。哪些错误导致李自成最终成为悲剧人物呢？

　　不知道笼络明朝势力，李自成出身于驿卒，在他的头脑中，也许明朝皇室已经完全丧失了正统地位，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他根本不了解，延续了276年的明朝帝王在官僚和百姓中还有很大的号召力。从宏观历史看，李自成所率领的“贫民起义”势力，与最终推翻了统治王朝的反秦起义、反莽起义、反隋起义、反元起义中的势力根本不同，而与黄巾起义、 黄巢起义和清朝后期发生的洪秀全起义颇为相似。唐末黄巢起义尤其与李自成起义的情况相似。虽然黄巢也攻占了唐朝的京城长安并建立大齐政权登基称帝，但他也没能维持政权，而是很快败亡。从表面看，黄巢没能推翻唐朝而李自成却直接推翻了明朝，李自成的成就似乎更大一些，但这完全是由于在东北崛起的满清政权对明王朝也构成致命威胁，崇祯皇帝本人也刚愎自用，不愿意离京避祸以观天下之变。从这一角度看，李自成起义并没有多大特殊的研究价值。利用公共产品原理，我们可以把历史上“农民起义”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只有贫苦农民参加的起义，称为“贫民起义”；另一类是由社会各阶层参加的起义，称为“社会起义”。“贫民起义”的参加者都是由于天灾迫使他们无法生存，必须用非法的暴力手段“谋生”，所以必须破坏当时的社会秩序。历史上的黄巾起义、黄巢起义、李自成起义、洪秀全起义都是如此。“社会起义”要么发生在由兼并战争建立不久的王朝，例如反秦起义、反隋起义、反元起义，要么发生在内部篡位王朝，例如反莽起义。在兼并王朝统治时期，国家各部分的“融合度”较低，皇帝在被兼并地区也不具有多大正统地位，而篡位王朝的皇帝则在全国都不具有正统地位，所以很容易引起社会各阶层（包括官僚、地主阶层的许多成员）的反抗，形成“社会起义”。这类起义的领导者都力图建立新的统治秩序，所以都能够利用原有社会中的官僚地主阶层（阶级）。

       “贫民起义”和“社会起义”的最大区别是，在“贫民起义”中地主阶级是支持王朝或直接参加镇压（起义）的，而在“社会起义”中地主阶级却是支持起义或是直接领导起义的。结局当然也截然不同：“贫民起义”总陷于失败，而“社会起义”却总是推翻了原有王朝，建立了新的王朝（有兴趣的读者可在网上搜索文《中国历史循环之谜新解》）。李自成起义完全符合“贫民起义”的特点，它的参加者都是在天灾打击下无法生存的农民，其行动是破坏社会秩序而不是建立社会秩序。借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他们善于破坏旧世界，但是却无力建设新世界，所以他们的失败就完全是必然的。

      贫民起义领袖并不代表历史前进的动力，李自成也毫不例外。李自成的特殊性也许在于，他本人有良好的个人品德——与张献忠相比，他并不是嗜杀成性的暴戾之徒，所以历史资料中多有他得到部下和人民拥戴的记载，官书的《明史》也称赞李自成“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但既然李自成并不亚于刘邦、朱元璋等帝王的个人品质，那么他的失败就不是个人的悲剧，而是历史条件使然。没有具体可行的惠民政策是问题的关键 。李自成的部队变成土匪兵，当然不会出什么惠民政策。他们想的就是搜尽钱财回陕西过日子！李自成的胜利太过突然，他没有作好统治全国的准备。这些暴民的暂时胜利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明政府的腐败！当时，明政府财政混乱，有些权利的人想方设法的克扣饷银。普通士兵没有饷银，自然不愿意卖命打仗！加上张献忠等牵制了明政府的大部分力量，这才使得李自成顺利攻入北京城。这些暴民被突然的胜利打蒙了，哪里想得到其他。最高统治者李自成的头脑也不怎么清楚！历朝历代，这个时候，应该安抚老百姓，安抚知识分子，安抚那些达官显贵，否则，怎么站得住脚。尤其是知识分子和达官显贵，其影响力不可忽视。李自成忽视的恰恰是这一点，以至于这三种人对于新兴政权恨之入骨！在李自成败退的过程中，没有得到士绅地主的任何支持，所以才一溃千里，最后身死“国”灭。

　　起义军起义过程中，针对明朝地权集中与赋税繁重的情况，提出“均田免粮”口号。攻占西安后，又以“贵贱均田”及“五年不征”相号召。在河南等地到处传播“不当差、不纳粮”的歌谣。“均田免粮”并未真正实行，只是个别地方官曾经实行过改变封建地权的措施。如在某些地区大顺地方官府默许农民进行自发的夺地斗争。起义军亦实行籍没富室政策，以解决军饷，兼济贫穷。但在这一口号下，劫掠平民、殃及无辜之事亦时有发生。起义军还实行平买平卖，保护工商的政策。起义军进北京后，令市民照常营业。山东畿辅运河航行的商船不绝。所以说从一定程度上讲是推动了历史的进步。

   公元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率领农民军攻入京师，崇祯帝在紫禁城后的煤山（今景山）自缢而死， 明朝灭亡。张献忠也率军进入四川。就在明末农民起义进入高潮时，而满洲军事集团蠢蠢欲动。

       满洲的前身是女真，明朝时隶属奴儿干都司管辖。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后金天命元年）建州女真的首领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后，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西）建立了后金。1619年（万历四十七年、天命四年）后金八旗军在 萨尔浒之战中击溃明军，并趁势夺取辽东（今辽宁）七十余城。1625年（天启五年，天命十年）后金将都城从赫图阿拉迁到沈阳，改称“ 盛京”。1636年（崇祯九年，清 崇德元年）四月，皇太极自称皇帝，改国号为大清，并仿效明朝陆续建立政权机构，又东征朝鲜，西联蒙古，势力日益强大。

       满洲人看到明政府内部的危机日益激化，早就有灭亡明朝、吞并中原的野心。他们一方面招降纳叛，对明朝官僚尽力收买，诸如 李永芳、范文程、宁完我、洪承畴、祖大寿、尚可喜、孔有德、耿仲明等人都先后投靠了清廷，得其重用，并从孔有德等那里学来火炮制造技术，给明朝造成重大威胁。另一方面又经常派兵打进长城，在河北、山东等地烧杀抢掠，甚至三度包围京师，造成“己巳之变”等事变，清军最深曾攻入济南。满洲军先后掳走汉人97万（其中包括明朝德王朱由枢），掠夺财帛牲口无数。农民军占领西安后，清摄政王 多尔衮曾经致书 李自成，招诱农民军，要和农民军“协谋同力，并取中原”，遭到农民军断然拒绝。李自成攻占京师，推翻明王朝，满洲贵族大为震动。这时，他们便决定趁乱大举入关。山海关败后，京师不能守，四月三十日，农民军放弃北京向陕西撤退。五月一日，清军进占京师。多尔衮奏请六岁的清顺治帝临迁都京师。同年九月，顺治帝从盛京迁都京师，“定鼎燕京”。 清朝统治者知道汉族地主阶级是可以收买的，也知道他们真正的敌人是农民军。于是采用各种手段拉拢汉族官僚地主，他们宣称“倡先投顺者”给以高官厚爵，并为崇祯帝发丧，替汉人“报君父之仇”，又宣布废除 三饷（ 辽饷、 练饷、剿饷）加派，这对汉族地主都很有利。当时北方的官僚地主纷纷迎降，与清统治者合作镇压农民军。农民军撤退过程中，清军先于保定、定州（今河北定县）两挫农民军，接着向山西进攻。大同守将 姜瓖投降，平阳（今山西临汾）守将陈永福被俘。到五月初多尔衮入据京师时，清朝已经拥有了北直隶山西山东等省份。

　　 随着清军入关，大量满洲人（包括少量蒙古人、鄂伦春人、赫哲人、锡伯人、鄂温克人、达斡尔人）涌入中原。因为清朝政府一直实行民族隔离政策。迁入中国的满洲人中，约有一半驻扎京畿，号称“禁军”，即“禁旅八旗”。清朝赶走了原来居住在京师“京城”（即内城）的居民以安置“禁军”，非旗籍汉人只准在京城中进行商业活动而不准常住。其余的满洲人则作为“ 驻防八旗”而驻防在全国各要地，如 江宁（今南京）、镇江、荆州、成都、杭州、福州、广州、西安、宁夏（今银川）、徐州、平阳、济南、德州等地。清政府在这些城市中往往为他们专门修筑一座子城，即“ 满城”。有清一代，任何汉人不得进入满城，地方官吏（包括本省督抚）都无权过问满城事务，满城都归将军、副都统或城守尉管理，完全就是国中之国。这些畸形城市都在民国以后被拆除，但不少城市仍然保留着与满城有关的遗址或景点，著名的有成都的“少城”等。清政府只允许满人做职业军人或官吏，所需全部由朝廷供养。这导致后来满人大都成为游手好闲、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也就是著名的“ 八旗子弟”。可是在清军入关战争中，八旗兵骁勇善战，是清军的主干力量。

       同年五月，明朝一部分大臣在陪都南京拥立福王朱由崧为帝，改元弘光，延续明朝的宗庙社稷，史称“南明”。朱由崧就是明安宗，也称弘光帝。弘光帝幻想同满清议和，一起剿灭农民军。这时农民军领导的内部发生了分裂，李岩请分兵河南，为牛金星谮杀。尽管如此，李自成还是拥有几十万军队，仍然在河北 真定，井陉、河南怀庆、陕西 潼关等地继续抗击清兵和明朝残余的军队。清朝统治者在笼络地主阶级镇压农民军的同时，对汉人施行了圈地、剃发和屠城等等民族高压的措施。各地人民都起来反抗清朝统治者。京畿的 昌平、三河，以及冀中、苏北、山东、山西、河南等地人民的反清斗争，风起云涌，如山东西部的榆园军，山东东部的 青州起义军，山西西部吕梁山区的起义军，河南 怀庆、卫辉等地的起义军，在河北各地也有很多小规模的农民武装。在这些起义军中都有被清军打散的李自成旧部参加，他们或是独立作战，或是策应李自成的军队抗击清兵。

      1645 年（清顺治二年、南明弘光元年）初，清廷集中军力分两路攻入陕西，一路由英亲王阿济格率领，吴三桂为前锋；一路由豫亲王多铎率领， 孔有德为前锋。李自成迎击清军于潼关，经过激烈的战斗，农民军放弃西安，东下 湖广。清军穷追不舍，农民军节节败退，军心愈发涣散。这年四月，农民军来到湖广通山县，李自成遭到当地地主武装的袭击，死在九宫山。李自成死后，除去由郝摇旗、刘体纯等继续统率农民军余部之外，另一支由李过、高一功等统率的农民军十余万人也由陕西赶到。他们决定与南明的抗战将领何腾蛟、堵胤锡的军队联合，在湖广抵抗清兵。

　　同时，清廷诱降在四川的张献忠领导的大西军，也遭到拒绝。李自成败退陕西时，张献忠便和李自成相约共抗清兵。1646 年（顺治三年）冬，清统治者派肃亲王豪格进攻四川大西政权，张献忠撤离成都，迎击清军于川北 西充的 凤凰山，遇伏而死。张献忠死后，他的部将李定国、刘文秀、孙可望、艾能奇等人，也在川南云贵一带与南明永历（桂王）政权合作，继续抗清。在抗清形势再度恶化，永历政权放弃 肇庆、梧州，在无地容身的时候， 李定国等领导的农民军又出现在反清斗争的最前线。李定国是陕西榆林县的农民，从十岁起就参加了起义军，在年青时代即以“赛尉迟”的绰号闻名于张献忠的农民军中。张献忠死后，他一直坚持抗清的战争。1652 年（顺治九年、永历六年）以前，李定国、孙可望等已向永历帝表示，愿意同永历政权联合抗清，遭到永历政府的拒绝。后来永历政权直到走投无路，才接受孙、李的建议，在贵州安隆所投靠了农民军。1652 年（顺治九年、永历六年），李定国发动了大规模的反攻，他统领西南苗、 瑶、壮、 彝各族人民所组成的军队东出广西，下桂林，反攻湖南，南入广东，“两蹶名王，天下震动”，前后败敌数十万人，得到永历政权建立以来空前未有的大捷。同时，刘文秀出兵四川，大败吴三桂，克复了川南各州县，并与夔东十三家军取得了联系。而活动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张煌言、 张名振和郑成功等人率领的抗清队伍在此时也开始反攻，并接受永历皇帝赐给的封号，甚至兵临南京城下，形成了第二次抗清的高潮，使“清君臣闻警，上下震动，闻定国名，股栗战惧，有弃湘、粤、桂、赣、川、滇、黔七省与帝媾和之议”。 就在此时，永历政权中的宦官 马吉祥等挑拨李定国和 孙可望的关系，党争又起，孙可望在1654年（顺治十一年、永历八年）制造了骇人听闻的“ 十八先生之狱”。1656 年（顺治十三年、永历十年），孙可望发动了进攻李定国的内战，兵败后投降清朝。这一切都使抗清力量大损。清朝政府屡次诱降李定国，均被拒绝。 李定国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抗清，没有动摇。

        1659 年（顺治十六年、永历十三年）正月， 吴三桂攻下 云南府（今云南昆明）， 永历帝流奔缅甸，李定国倾其全军设伏于 磨盘山，企图一举歼灭敌人的追兵， 伏兵的全盘计划被内奸泄露，结果失败。1661 年（顺治十八年、永历十五年），吴三桂率兵入缅，永历帝被俘，被绞杀于云南府城。1662年，李定国在 勐腊（今 西双版纳东南地区）忧愤而死。夔东十三家农民军的处境在当时也非常艰苦。他们在荆襄、川东的群山中，“屯种山田，岁收麦种草绵，供粮食衣履” ，但仍在 李来亨、郝摇旗等的领导下，继续坚持抗清的斗争。1659 年（顺治十六年、永历十三年），李来亨等曾由水道进攻重庆支援李定国。在李定国败死后，清朝即调动四川、 湖广、陕西三省的兵力，围攻这支抗清的队伍。1664 年（康熙三年、永历十八年），李来亨在清军的重围下粮尽援绝，全家自杀，这支农民军全部壮烈牺牲（详见茅麓山战役）。

　　当农民军在西南进行艰苦抗清斗争的时候，东南沿海一带的人民也在郑成功的领导下进行抗清活动。郑成功是郑芝龙的儿子，他们父子都在唐王政府为官。郑芝龙早年是著名的海盗，曾垄断东亚海域贸易，雄长于西太平洋，造成“海舶不得郑氏令旗者，不能来往”的现象，连葡萄牙、西班牙都要让让郑芝龙三分（事实上明末西、葡国力已一落千丈，其海上霸主地位逐渐被英国、法国、荷兰所取代），形成一股庞大的海上家族政治势力。后来郑芝龙接受明朝招抚，接着成为南明唐王（ 隆武）政府的太师，兼兵、工、户部尚书，封建安伯（后改平国公）。隆武帝还赐郑成功“朱”姓，封忠孝伯，这就是郑成功被称为“国姓爷”的来历。后来郑芝龙降清，郑成功则继续抗清。郑成功以厦门、 金门为据点，曾先后围攻福州，攻克台州。清廷曾以靖海将军加授澄海公招降，遭到他的严词拒绝。

       1653年（顺治十年、永历七年）被南明永历皇帝册封为“延平王”。1659 年（顺治十六年、永历十三年），郑成功联合浙江 张煌言等发动了一次大反攻，从海道溯长江，直达南京近郊，占领了 镇江、芜湖等四州三府二十四县。他们的行动与李定国的起义军遥相呼应，使清廷大为震动。但由于战略上的错误，郑成功在南京被清兵所击败。为了建立根据地，郑成功于1661 年（顺治十八年、永历十五年）率大军在台湾登陆，次年，赶走了窃踞台湾的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郑成功在台湾设置承天府，建立行政机构，奉南明永历正朔，招徕大陆难民，屯田垦荒，又派遣汉族“农师”向高山族人民传播先进的生产技术，加速了台湾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久郑成功逝世，其子郑经袭延平郡王位，并继续奉永历帝为正朔，保持对监军明宗室宁靖王朱术桂以王礼相待。郑氏在台湾建立的政权又被称为“ 明郑”。郑成功的抗清势力一直是清朝的心腹大患，甚至有人提出清顺治帝就是被郑成功军的大炮击中而死的。台湾明郑势力也确实给大陆明朝遗民一丝希望。当时著名遗民诗人屈大均曾有诗云：“中华余一岛，正朔在重溟。望断黄龙舰，风帆似水萍。”就反映了这一点。因此清朝为了消灭明郑势力，一方面下达“迁界禁海”命令，逼迫沿海百姓后撤30里，焚烧所有船只，停止一切海上贸易，“片板不许下海”；又多次派人同 明郑集团议和，但因为某些条款（如剃发易服）未达成一致而招致谈判破裂。清政府还企图勾结荷兰瓜分台湾，曾和荷兰殖民者一道屠洗了思明州（今厦门）的军民，然而因为种种原因都没有实现，因而明郑也维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1673年（康熙十二年、永历二十七年），原已降清的明朝将领吴三桂、耿精忠和尚之信等又先后起兵反清，这就是所谓的“ 三藩之乱”。吴三桂起兵云南，尚之信起兵广东，耿精忠起兵福建， 郑经也乘势攻占了泉州、漳州、温州等地。 三藩的叛乱历时八年，为清军所平息，而郑经也退回台湾。1683 年（康熙二十二年、永历三十七年），清朝派汉人降将 施琅大举进攻台湾，郑成功孙郑克塽战败投降，宁靖王朱术桂自杀，坚持了四十年的反清武装斗争至此以失败而告终，清朝也最终确立了在中国的统治。

原文: 由康雍 历乾嘉 民安富 治绩夸

      清朝初年，由于经过数十年的战争，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人民多遭惨杀，田土尽成丘墟”，各地多是“官虽设而无民可治，地已荒而无力可耕”。清朝统治者为了加强集权统治，缓和日益激化的民族矛盾，不得不实行一些恢复经济的措施。

      康熙亲政后就宣布停圈地，放宽垦荒地的免税年限。康熙五十年，清廷下诏永不加丁税即人口税，只收田租，但有人此举只是恢复明朝旧制。康熙还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引进外来农作物，使得清朝人口大大提升。他先后任用靳辅和 于成龙治理黄河与大运河。在六次南巡期间，康熙考察民情习俗，亲自监督河工。因战乱而遭到严重破坏的手工业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为安定社会秩序，他颁行十六条圣谕，要地方人士循循告诫乡民。此外，为消除士大夫的 民族意识和言论管控，实施文字狱，到雍正与乾隆时期这种情况加重。康熙晚期，由于官员薪资过低以及法律过宽，导致吏治败坏，而太子一位反复废立也导致 党争的始乱。终在1722年康熙临终时传位于胤禛，即雍正帝。雍正即位后针对康熙时期的弊端采取补救措施。他任用以干练、刻覆著称的 张廷玉、鄂尔泰、田文镜与李卫等。雍正还自诩“以勤先天下”、“朝乾夕惕”表示自己勤于政事，他在中央设置军机处加强皇权，亲自批改奏折。削弱亲王势力，注重皇子教育，采取 秘密立储制度以防止诸皇子争位的局面。雍正所派遣的特务遍即天下以监控地方事务，官员们的一言一行都被他掌握在手里，密折制度在此时期完善，然而雍正还屡兴文字狱箝制言论自由；经济上实施 摊丁入亩，减轻无地贫民的负担。为解决地方贪腐问题提倡 火耗归公，耗羡费用改由中央政府计算；设置养廉银以提高地方官员的薪水。然而雍正即位的时候获得 隆科多的协助，赖年羹尧平定青海乱事以稳固政局，后来因故赐死年羹尧、幽禁隆科多。 1735年雍正帝去世，其子弘历继位，即乾隆帝。乾隆时，清朝的文治武功走向极盛。乾隆帝继位后介 康熙帝的仁厚与 雍正帝的严苛，他以“宽猛相济”施政。此间江南与广东等地的丝织与棉织业很发达，景德镇的瓷器都达到历史高峰。同时，银号在山西出现。乾隆期间清朝疆域最大，达1300万余平方公里，乾隆帝以 十全武功自誉，他平定准噶尔与回疆大小和卓之乱，使川黔等地继续 改土归流。 西方传教士将中国文化介绍给 欧洲人，引发18世纪 中国风的热潮。欧洲人追崇中国文化、思想与艺术。到了乾隆晚期，乾隆帝宠信贪官 和珅，官员腐化使政治大坏；文字狱也是愈演愈烈；六次下江南所至铺张过盛，扰民有余，连年的征战致使国库严重损耗；闭关锁国政策使得清朝逐步落后于世界；当时人口暴增与乡村 土地兼并严重，许多农民失去土地，乾隆晚期到嘉庆时陆续爆发民变，清朝国力日渐衰落。 到18世纪末，康雍乾盛世进入尾声，西方出现负面评价。与乾隆帝不欢而散的英国特使 马戛尔尼认为清朝已经衰落。1795年 乾隆帝因为誓言禅位于子颙琰，即嘉庆帝。1799年乾隆帝去世，嘉庆帝得以亲政。然而嘉庆帝未能解决弊端，清朝继续走向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