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习录：谭嗣同只活了34岁，却震撼百年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三日（1898年9月28日），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谭嗣同被推上了断头台。公开斩首是权力自我炫耀的仪式，他是这场仪式的祭品。人头落地，鲜血淋漓，种种恐怖的景象用于恫吓活着的人。

谭嗣同用一种近乎蔑视的方式回应这场没有审判的处决，他大声疾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死不求饶，痛苦而从容地告别人间。

蔑视让这场仪式失去了本来的意义，在那一刻，罪犯变成了英雄，恐怖变成了壮烈，而权力成为了被嘲弄的对象。

后来，谭的好友梁启超称其为“为国流血第一烈士”，将这场未竟的仪式推向高潮。谭嗣同之死，除了给清政府本就沾满鲜血的屠刀再染上一抹鲜红之外，还多了一层深意：革命之火开始燃烧了。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将谭嗣同比作“彗星”：“嗣同遇害，年仅三十三岁。使假以年，则其学将不能测其所至。仅留此区区一卷（《仁学》），吐万丈光芒，一瞥而逝，而扫荡廓清之力莫与京焉，吾故比诸彗星。”他是牺牲的烈士，也是英年早逝的思想家。

一颗星球并非生来就注定追求一刹那的璀璨，我们不能因其生命之短暂而将其定格在一点之上，而忽视了它划过的轨迹。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谭嗣同在明明能逃走的情况下，为何甘愿流血？他的内心经历过怎样的变化？在死之前，他是否找到了真理？

中国近代历史的变动，实在是太猛烈了。几乎所有人都经历过一段剧烈的思想变化过程：中和西，新和旧，激进和保守，交织在一起。人们站在时代的分岔路口，内心满是无尽的迷惘。谭嗣同之死，为后来者照亮了方向。

但在这之前，他也是一个寻路的人。

昨日旧我

光绪二十年（1894）十二月，也就是甲午年末，在帝国的东北，清军的失败已成定局。这时，三十岁的谭嗣同决心告别昨日之旧我，去追求一种新的人生。

他在《三十自纪》中说：“处中外虎争、文无所用之日，丁盛衰互纽膂力方刚之年，行并其所悔者悔矣，由是自名‘壮飞’。”大好青春年华，不能尽做无用之呻吟。时代急遽变化，不能再走老路。于是他改名“壮飞”，将旧学抛掷脑后：“三十之年，适在甲午，地球全势忽变，嗣同学术更大变！”

在这之后，谭嗣同奔向流血的命运。

三十岁这一年，他完成了《浏阳谭氏谱》，先祖、家族、父母、兄弟姐妹等人的面孔一一在脑海中闪过。他写下《莽苍苍斋诗自叙》，将年轻时的诗作整理了一番。他又作《三十自纪》，检视过往。记忆的碎片化作一个翩翩少年的模样出现在眼前，谭嗣同或许会来一句：“噫！此为谁？”

写族谱之时，谭嗣同描绘了理想的家庭秩序：宗族齐聚，和睦相处，欢聚一堂。这样一番景象，是他心中企望的，也是他无法拥有的。

北宋末年谭家先祖为避战乱，率族迁往福建长汀。明代，谭家迁到了长沙，以武功扬名，封侯封伯。明清易代，谭家迁居浏阳，弃武从文，成为当地一大族。到了谭嗣同之父谭继洵这一代，家道中落，谭继洵的兄长谭继昇愤而弃学，操持家业，一心养亲，并督促弟弟学习。所幸，谭继洵不负兄长养育之恩，后来考上了进士。太平军席卷南方各省时，谭继昇组织团练，成为地方领袖。谭继洵则一心读圣贤书，在科举之途步步高升，当上了京官，带着妻儿移居京城。两兄弟一个扎根地方，一个经营京城，谭家也成了浏阳首屈一指的官绅之家。

谭嗣同虽是浏阳人，但出生于北京，大部分时间住在宣武门外的浏阳会馆。他流血赴死的菜市口，就在旁边。

在他的记忆碎片里，鲜有父亲的身影。但事实上，他的前半生和父亲紧密联系在一起，基本上父亲在哪里当官，他就在哪里游学。谭继洵是一个传统士大夫，服从秩序。日后，他身为地方大员，对新政十分不感冒，翁同龢不禁感叹，这样一个礼法之士，为何能培育出谭嗣同这样的人来。

与对父亲感情疏淡相反，谭嗣同对母亲表现出深深的眷恋。谭母名叫徐五缘，是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勤俭持家，相夫教子。徐夫人十分严厉，见儿子犯错，便终日不言笑，甚至还施以体罚。因此谭嗣同有“父慈母严”之感。

同治十年（1871），徐夫人带长子回浏阳完婚，临行前，叮嘱谭嗣同切勿思念。谭嗣同那时才六岁，还不习惯离别，泪水盈满了眼眶，可是一想到母亲的话，便强行抑住情感，不让眼泪流下来。母亲走后，谭嗣同思念成疾，身体消瘦下去。别人问他，他也不说。内心的感情十分充沛，但却表现得坚如磐石。第二年，母亲回来，看出了谭嗣同的异状，徐夫人笑道：“此子倔强能自立，吾死无虑矣。”

会馆这片小小的天地，常出现许多操持乡音的浏阳学子。每逢京考，这些人共聚一堂，谈论政治。谭继洵希望自家孩子能走上科举正途，便延请这些学子做老师，其中比较有名的是欧阳中鹄。他是典型的湖南学者，笃信理学，但又不止于空谈。尤其在曾国藩崛起之后，经世之学越来越受欢迎，士人们喜欢讲“道德为体，经济为用”。浏阳士人是谭嗣同接触的第一个知识群体，时代的空气不知不觉间就已经浸染了这名年轻人的内心。

观其成长环境，可知谭嗣同是一个完全符合传统的人：官宦家庭出身，家里有权有势；宗族人丁蕃盛，田产无数，不愁吃不愁穿；父亲一心想当帝国循吏，母亲恪守传统道德；有庞大的社会关系网，接受最好的教育。

当时之中国，这样的“公子哥”并不少见，但谭嗣同只有一个。


活在死亡里

谭嗣同身上最突出的质素，莫过于一种深沉的情感。

谭记录了童年的一件小事。八九岁时，他随兄长去城南的私塾上学，那里离一处乱葬岗不远，“少人而多鬼”，颇为荒凉。时常能看见堆叠的人头，被遗弃的尸骸，残破的棺材……每到清明，遍地哭声，纸灰飞入庭院。年幼的他还不明白死亡的意义，看到这些景象，自然多愁善感起来。一个夏日的午后，他与仲兄嗣襄在一起玩耍，嗣襄忽然离开，他孤身一人被留在这阴森之地，情不自抑地嗷嗷大哭。恐惧和痛苦，在这一刻有了具体的样子。

童年就是这样，有一大把时间用来虚度，却在某一两个时刻成长。这就是谭嗣同成长的契机。长大之后，他自认是一个“恨人”，对生命有一种苍然之感。

光绪二年（1876），北京暴发疫病，来势汹汹。谭嗣同的二姐先染病，母亲前来探视，也被传染，接着家里几乎人人患病。二姐很快病故，四天之后，母亲去世，再过一天，长兄也身亡。仅仅五天，就失去了三位至亲，怎能不悲痛欲绝！

然而，灾难并没有停止。这次横疫，谭嗣同足足看见六位亲人离开人世。家主谭继洵觉得自己必死无疑，还写下遗嘱交托后事。

当时，谭嗣同也染疾，严重时昏迷不醒，滴水未进，“短死三日”，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由于害怕传染，谭继洵带全家搬了出去，只留下妾氏卢氏照顾嗣同。老师欧阳中鹄常来探望，为之熬药喂汤。谭嗣同卧床数月，总算死里逃生，谭继洵为其取名“复生”。

死亡，在一个十二岁的少年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母亲死后，再没有人对谭嗣同爱之深、责之切了。而庶母卢氏对他相当不善，经常挑拨父子之关系。这段往事，谭嗣同不曾在书信中记录过，我们只能在其师友的回忆中看见。欧阳中鹄目睹悲剧之发生，却无能为力：“谭生受厄家庭，毫无生人之趣……能与子言孝，不能与父言慈。”后来，谭嗣同在《仁学•自序》说：“吾自少至壮，遍遭纲伦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任受。”

“纲伦之厄”背后的传统，不得不让人深思。严厉的母亲代表妇女的“美德”，恶劣的庶母则代表宗法秩序黑暗的一面。传统的两极不断撕扯着少年的内心，几乎快将他撕裂。

仲兄谭嗣襄填补了谭嗣同内心的缺口。谭嗣襄大谭嗣同八岁，两人幼时便一起读书，相伴着度过了不少寂寞时光。长大后一起参加乡试，感情深厚。光绪十四年（1888），谭嗣襄赴台湾，两人分手时，谭嗣同写下一首凄恻动人的离别诗：

燕燕归飞影不双，秋心零落倚船窗。

波声和梦初离枕，山色迎人欲渡江。

泪到思亲难辨点，诗因久客渐无腔。

填胸孤愤谁堪语，呜咽寒流石自淙。

光绪十五年（1889），随父亲在兰州的谭嗣同回到北京，和仲兄约好一起赴试。25岁的谭嗣同带着最疼爱的侄子重游宣武门，细数年少的一点一滴，可是小侄子无法理解，他只能感叹：“以为非仲兄无足以言此。”然而，噩耗随之传来，谭嗣襄在台湾病逝了。徐氏所生的三子二女中，仅剩下谭嗣同一人。

光绪十六年（1890），不能理解他的小侄子也离开了人间。又一年，谭嗣同的独子还没满一岁就夭折了。死亡，死亡，还是死亡。童年以来的苍然之感，至此已经无法化解，成为他性格的底色。

死亡和别离或许是大多数人生活的常态，只不过谭嗣同年纪轻轻就饱尝了这种痛苦。不断积累的生命之沉重，让他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如果人生，总会在意想不到的时候戛然而止，归于阴暗的坟墓，那么，活着究竟还有什么意义？

这一生，他都在追求一个答案。这个答案，不仅可以为他提供人生的意义，还能够化解生命的悲戚和生存的迷惘。

万物有理

死亡是谭嗣同人生的一个关键词，另一个关键词则是游历。

在《三十自纪》中，他用了一半以上的篇幅记录自己的游历生涯，颇为自豪。他计算自己的旅行“合数都八万余里，引而长之，堪绕地球一周”。

他的游历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光绪三年（1877），做京官十七年之久的谭继洵外派到甘肃任职，此后大约十年，谭嗣同往返于甘肃与湖南之间；光绪十六年（1890）之后，谭继洵就任湖北巡抚，谭嗣同便以两湖为中心，游历江浙、北京各地。

谭嗣同来到西北之后，浪漫的天性得到释放。他自小喜欢舞刀弄剑，梦想成为一个侠者。在秦陇大地，这个年轻人可以尽情引剑纵马。当时，谭继洵常常要巡视军旅，谭嗣同则与士卒一起出巡打猎。在一个大雪纷飞的隆冬，谭嗣同引马疾驰，七天七夜，奔袭一千六百余里。山高谷深，四下无人，天地之间只有孑然一身。路途劳累，又饥又渴，他便凿冰作水。奔袭结束的那天，他大腿上的肉磨得一片狼藉，众人看见都心惊胆跳，而他自己却浑然不觉。

十八岁那年，谭嗣同在自己的照片上写下一阕《望海潮》：

曾经沧海，又来沙漠，四千里外关河。骨相空谈，肠轮自转，回头十八年过。春梦醒来波，对春帆细雨，独自吟哦。惟有瓶花数枝，相伴不须多。

寒江才脱渔蓑，剩风尘面貌，自看如何？鉴不因人，形还问影，岂缘酒后颜酡？拔剑欲高歌，有几根侠骨，禁得揉搓？忽说此人是我，睁眼细瞧科。

少年走南闯北多年，稚嫩的面容已历风霜，胸中自有豪迈之气概。“几根侠骨”，正是他少年英气的写照。

侠气纵横，是浪漫的性格使然。讲武论兵，是为了世事阅历。游历之旅也有赶赴科举、名落孙山的辛酸，仕宦是不得不走的人生道路。此外，他的心中除了个人之孤寂，也渐渐容纳下众生之苦。他这一路见过很多苦难，写过很多忧国忧民的诗句，比如《六盘山转饷谣》：

马足蹩，车轴折，人蹉跌，山岌嶪，朔雁一声天雨雪。舆夫舆夫，尔勿嗔官。仅用尔力，尔胡不肯竭？尔不思车中累累物，东南万户之膏血？呜呼！车中累累物，东南万户之膏血！

最重要的是，谭嗣同的心灵有了一个归宿。

内心敏感的少年面对生活的种种变故，必然产生迷惘，随着年岁渐长，迷惘有增无减。这时，就需要一套破绽不大的思想，让自己心安理得地存在于混乱的世界中。对大部分中国士人来说，儒学扮演了这一角色，它告诉世人：宇宙是有目的的，世界是有意义的。

自理学诞生之后，有一套儒学观念非常流行。宇宙是一个自然的存在，由“气”组成，因此生活是真实的。这个“气”并非我们现在认为的物质，它是一个有精神生命的东西。“气”充盈天地之间，万千变化，遵循某种秩序。这个秩序，叫做“道”，有时也可称为“理”。这样看来，道不仅是人的意志，更是宇宙的“天经地义”。

这套思想体系几乎可以解答一切困惑。天下不太平了，是不是君王不道？家庭不和谐了，是否做了有违纲常的事？内心不平静了，是否忘了坚守道德的初心？

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争期间。谭嗣同洋洋洒洒写下一篇《治言》，里面是他眼中的世界。那个世界有三类国家，遵守道德的华夏之国，不守道德的夷狄之国和禽兽之国。可是，夷狄经常欺负礼仪之邦怎么办？谭嗣同提出了三个方案：和，战，守。就像宋人应对金人、蒙古人，明人应对女真人一样。经世致用，就是变通一下，在不违背道德的情况下，追逐一下功利。当然，最终极的解决方案还是道德。

不过，传统思想的自洽性也是它的隐患。心灵的秩序和天下的秩序是一致的，假如有一个地方出现问题，就有可能导致全面的崩塌。


心之变局

中法战争爆发之后，赋闲在家的郭嵩焘说：“西洋入中国，诚为天地一大变。”同一时段，类似的“变局论”在国内层出不穷。据王尔敏等历史学者统计，从1844年到1898年，提出“变局论”的人不下80个，而其中超过六成（49人）在1884年后才发表了变局言论。

外族入侵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罕见，但结果是，这些外族或被打服，或被安抚，或被同化。西方列强从海上而来，既无法战而胜之，也不能安抚同化。鸦片战争之后，很多人认为《南京条约》只是一纸和约，虽稍显屈辱，但于天下秩序无碍。等到西方侵略逐渐加剧，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中国已经陷入极大的危机之中。然而，这种觉悟的扩散与普及需要时间。

直到谭嗣同成长为一个儒家士大夫的时候，外力的震荡才从沿海冲击到了内地。“坚船利炮”之后，有“声光化电”，还有“政”与“教”。我们居住的地方，原来是一颗星球，与天上诸星并无多大不同，靠引力相互吸引。这样的话，宇宙没有天经地义的“道”，何来天尊地卑，如何划分阴阳乾坤五行，又怎么演变出华夏之秩序。难不成六经都是虚言，圣人都是扯淡？再一细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伦常，更是经不起推敲。

不过，传统依然吸引着人群。世界上有很多无法解答的难题，比如人性善恶，生命的意义，政治和道德的关系……这些问题只要存在一天，就有人会回归经典的解释。

光绪十六年（1890），谭继洵任湖北巡抚，谭嗣同也移居武汉。武汉是一个崭新的大都市。湖广总督张之洞把这里打造成了洋务重镇。博学的传教士、外国的商人、年轻有为的士人、图强的官员，汇聚在张之洞的大旗之下，酝酿着一场风暴。

与总督府的轰轰烈烈相比，巡抚衙门则显得有些寂静。谭继洵对洋务无感，平日里深居简出，一心做个循规蹈矩的好官。不过，他曾请一位传教士为家里的女性做切除乳房的手术，这是坚守男女之别的老古板做不到的。

对于这位父亲，我们不应做脸谱化的解读。谭继洵虽多次要求谭嗣同应举，但除此之外，他对儿子的种种叛逆行为并无多少干涉，有时甚至默默支持。谭嗣同死后，他曾写下一副挽联：“谣风遍万国九州，无非是骂；昭雪在千秋百世，不得而知。”所谓“不得而知”，其实在说，你们且看看吧，我儿必将名垂青史。

从1890年到1894年这五年时间，谭嗣同对西学的兴趣渐浓，大量购置西学书籍，从“声光化电”到史地政，无所不包。他时常感慨西学太难：“西法易者极易，难者极难。读《几何原本》五六卷后，则昏然莫辨途径……总之，算学及机器，尚非天下至难。有天下之至难而令人望而却步者，则舆地是也。”谭嗣同学的东西并不扎实，而且过于杂乱。不过，这些新知识足以搅乱他的内心了。

有好友指责他治学不纯、忘了本分，谭嗣同回信道：“嗣同之纷扰，殆坐欲新而卒不能新，其故由性急而又不乐小成。”性急而不乐小成，是浪漫之性格使然，也有可能是出于一种不安。不安于时局，不安于心灵的失调。既然科学知识“确不可易”，怎么能心安理得地回到天人合一的宇宙中去呢？

在古代中国，人们认为历史是一种天道循环，上古是黄金时代，上古以后是衰落之世。这个观念非常精致：你不会太乐观，因为好时代会过去；也不会太绝望，因为坏时代也会过去；不会想要毁灭一切，因为上天会出手；不会无所作为，因为要革无德者之命；不会失去理想，因为过去实现过黄金时代；不会太过死忠，因为王朝更替是正常现象。因此，中国的儒士总是要高悬一个黄金时代，然后再温和地改变现状。

然而，天地变了。西方的强大明明白白地告诉世人：历史是向前的，人类可以不断进步。今日之神奇，明日便化为腐朽。如此世道，怎么能不求变呢？

这段时间，能让谭嗣同开心的事，或许是老友重逢。

光绪十九年（1893），唐才常来到武汉。二人相识于十六年前，在欧阳中鹄门下朝夕相处了数月，成为亲密的朋友。唐才常不愿在家乡做一个教书匠，便来到武汉找工作。据唐才常回忆，谭嗣同平日里“如空山之云，天半之鹤，清高绝俗，不可稍干以私”，可是一听好友有求，便四处奔走，八方张罗。唐才常见好友如此费心，深感不安，希望他少与俗吏接触。

后来，唐才常得知两湖书院招生，便与谭嗣同商量，决定往考。谭嗣同为他筹集了一大笔钱。次年（1894）春，唐才常顺利考入书院。两人常常在一起讨论政治、探究学术，有时候彻夜不眠，感叹湖南士大夫太守旧，可是无力改变，激动时，竟双双落泪。

就这样，谭嗣同来到了他的三十岁。

图片寻道的人

光绪二十一年（1895），《马关条约》签订，惨痛的现实让谭嗣同不得不承认中国比不上西方。这时，距离谭嗣同写下《治言》，才过了十年而已。

他写了一封长信给恩师欧阳中鹄，信中说：“苟平心而论之，实我夷而彼犹不失为夏。”和西方相比，我们才是夷狄。他甚至表示中国受欺负是咎由自取：“故西人之压制中国者，实上天仁爱之心使之也。”

谭嗣同希望在浏阳开算学馆，培养精通西学之人才，以开风气之先。他与唐才常向湖南学政江标上书，恳请其将南台书院改为算学馆。江标深表赞许，然而，当地官绅却十分反对。几经筹措，一个小型算学社在众人的敌意中成立。

与此同时，谭嗣同与唐才常开始在家乡大办矿业。

这些事业都非常烧钱，而且根本没有走出“洋务”的范围。可即便这种程度的变革，都激起了不小的反对。谭嗣同不由得感叹：“千回百折，始做到这种地步。”

一些师友站到了谭嗣同的对立面，他们认为“洋务”都没搞好，又怎么敢搞变法，更何况变法有损“圣人之道”。谭嗣同疾呼：“中国数十年来，何尝有洋务哉？抑岂有一士大夫能讲者？”

武汉，曾经朝气蓬勃的洋务重镇，如今看来却是无比腐烂。随处可见庸碌的掌权者、保守的官僚、顽固的士大夫，“如此黑暗地狱”，没有“一政一法”值得记录。谭嗣同感慨：“求去湖北，如鸟兽之求出槛絷；求去中国，如败舟之求出风涛。但有一隙可乘，无所不至。”甚至还想花钱购买英、俄领事馆的“绿卡”，以便政治避难。

他质疑高高在上的清政府，质疑千年以来的天下秩序，更质疑塑造这个天下的思想体系。正所谓“器既变，道安得独不变”。如今之计，只有“尽变西法”。

一年后（1896），谭嗣同来到上海。上海是中西文化碰撞最为激烈之地，也是新学之枢纽，各地的维新志士汇聚于此，讨论中国之未来，谭嗣同感到“同志渐多，气为之壮”。途中，他参观了传教士傅兰雅的格致书室。

格致书室里藏有无数稀奇的宝贝。有万年前之“僵石”，动植物痕迹存其中；有百试皆灵的“算器”，最愚昧之人只要会其用法，便能计算，还能将结果印成一张清单送出；有照相纸，能见人肝脏、肺肠、经络、骨血，隔着木头或者薄金属也能照出。傅兰雅还说，格致之学会日新月异，最终变得神妙无比。

世人常说西人强在器物，可是如果人心不齐、风俗不正，又怎么能创造出如此神奇之物呢？有没有一种可能：西方比“我大清”更“仁义”？

或许，谭嗣同想起了那位为家人做切乳手术的传教士。那位传教士名叫马尚德，救过无数中国人的性命。甲午战争之后，谭嗣同打算开发浏阳矿产，可是缺乏销路，马尚德为其联系上英国领事馆，支持其变法事业。最让谭嗣同印象深刻的是，马尚德千里迢迢来到中国，心中无时无刻不想着母亲，三天写一封信问候，每月按时寄钱，极为孝顺。谭嗣同看到之后，非常感动，甚至想到了自己的母亲。

西方没有伦常吗？中国之道德远胜西方？人性难道有华夷之分？如果人无分别，那么所谓“圣人之道”也必然是一致的，可这个道是什么呢？

后来，谭嗣同再度见到傅兰雅，傅兰雅给了他一本自己翻译的书——《治心免病法》。看完这本书之后，谭嗣同觉得自己找到了问题的关键。原书的作者是美国人，宣扬心灵治病。书中提到了“以太”的概念，以太是一种介质，可以传播光线、电、声音。傅兰雅在翻译的时候，多解释了一句，以太是一个存在于人们意识中的神秘之物，可以传播“心力”。

长久以来，谭嗣同有一个执念：宇宙和个人之间必有联系，这样生命才有意义。正是因为这一信念，他的灵魂才有栖息之所。儒家的天人合一已然崩解，恰好，西学的以太和“心力”给了他一个新的归宿。

但这里存在着两层“误读”。傅兰雅用中文翻译《治心免病法》，免不了入乡随俗，这是第一层“误读”；谭嗣同用驳杂不精的西学知识去理解《治心免病法》，这是第二层误读。这两层误读创造出一个不中不西的“怪物”。在近代之中国，这样的事比比皆是。

谭嗣同找到了道，开始回望中国的祸乱，以及人间的痛苦。他说：“傅兰雅精于格致者也，近于格致亦少有微词，以其不能直见心之本原也。”

“天理”的道，有如孱弱之中国，面目可疑；格致的道，有如强权的西方，面目可憎。真正的道，在“心学”。


超出地球

光绪二十二年（1896）下半年，谭嗣同预告自己正在“别开一种冲决网罗之学”。冲决网罗，也就是打破桎梏。

翌年（1897），《仁学》破土而出。

这本小书所希望回答的问题太多，既有民族的救亡，又有未来的规划，更有人类的终极关怀。它很驳杂、很模糊、很急切，正如谭嗣同之内心。过去的迷惘和焦虑都化作养分，滋养了《仁学》这朵颜色娇艳的花。

在《仁学》的世界里，以太是构成宇宙万物的基本元素，不生不灭，连结万物。为了说明以太的作用，谭嗣同还引用了电、光、热力等科学名词。他所理解的以太，是一个类似于“气”的东西，有精神生命，因为连结一切，所以无所不知。

这样一个宇宙，是没有生死可言的。个人只不过是以太的聚散，人最终可以超越现实，融解到永恒的宇宙中去，死而不死。或许，只有这样，谭嗣同才能摆脱自童年以来就存在的死亡阴影。

宇宙之中，以太无处不在，所以万物都是相通的。《仁学》说，“仁以通为第一义”，又说“通之象为平等”，所以“仁”不再是儒家口中的亲亲尊尊，而是平等。

大家都是尘世之人，为何你是皇帝，我是庶民，我就得向你跪拜？为何你是丈夫，我是妻子，我就得依附于你？为何你是父亲，我是孩子，我就得由你掌握？平等才是真实的存在，大家为何要局限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名号上呢？而现实是，虚假的“名”实在太多了，几乎笼罩了整个人间：权势、习俗、夷夏、利禄……“名”布下了天罗地网，必须将其冲破扫除！

两千年来之政是秦政，两千年来之学是荀学。谭嗣同借法国人之口，讲出“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的话，颇有种鱼死网破的味道。

很多开明之士，只是反对君为臣纲，而对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视而不见。谭嗣同经历过伦常之苦，所以痛斥一切不平等的家庭关系。他认为，女人只是男人泄欲的玩具，在这一点上，汉人甚至比不了一向轻视的满、蒙。他最为推崇朋友之伦理，因为在这种关系里，人人有自主之权，最为平等。兄弟关系则为其次。或许，他想起了深夜一起彻谈人生的唐才常，和早已远去天国的谭嗣襄。

可惜的是，《仁学》一书因为太过激进，谭嗣同不敢公开，只能偷偷给几位同道看。谭嗣同死后，他的两位好友唐才常和梁启超将《仁学》刊登于报，然而这两个版本都有所改动。这不是一部成熟的作品，严复读完就说：“谭复生之《仁学》，四五读不得头脑。”

要读《仁学》，只能将其放入谭嗣同的人生之中，才能体会其意义。可以说，谭嗣同完成《仁学》之后，就注定了流血的命运。

他的人生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既然万物相通，既然个人并非局限于躯壳中的“小我”，既然死亡不可惧，那么，为了救赎时代，为了实现“仁”，又何惜此身。他在《仁学》中不断表达一个意思：“舍其身以为众生之牺牲，以行吾心之所安。”

这是一个怀疑的时代，也是一个信仰的时代。传统的瓦解，让他的心灵无处安放。新的信仰需要他去建立，也需要他去实现。如果拿不出献身的勇气，如何对抗黑暗的世俗？如何走向新世界？

他要为心中的真理而活，而死。

他曾自剖道：“嗣同纵人也，志在超出此地球，视地球如掌上，果视此躯曾虮虱千万分之一不若。一死生，齐修短，嗤伦常，笑圣哲，方欲弃此躯而游于鸿濛之外，复何不敢勇不敢说之有！”

躯体一文不值，精神永垂不朽。


神奇的湖南

在谭嗣同完成“冲决网罗”之学时，他的家乡——湖南，已经风云汇聚了。

湖南巡抚陈宝箴起用了一批变法人士，办公司，建学堂，设机器，造电灯，行轮船。湖南学政江标以新学取士，成立学会，还办了一个《湘学报》宣传新政，唐才常就在其中担任主笔。新成立的时务学堂，通过谭嗣同的关系，邀请了梁启超做总教习，康有为一党顺利进入湘省。一直被认为是“守旧”的湖南，“人思自奋，家议维新”，为天下风气之先。

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月，德国强占胶州湾。此事一出，舆论哗然。梁启超上书陈宝箴，要求效仿窦融经营河西、郑成功守台湾，实行“湖南自立”。保持独立性，但不分裂于国，打造一个自主的变法之地。谭嗣同也说，官吏不可恃，如果我们不自救，湖南就会变成下一个胶州、下一个台湾，任人鱼肉。而且，他公然对陈宝箴表示，我们要尽早做“亡后之图”，无论天翻地覆，民权不能丢。

陈宝箴既担心列强瓜分之势，又怕上面对自己生嫌隙，只能有条件地接受某些主张。他曾说：“复生才气可爱，志气可忧。”不过，一个地方大员能做到这样，已是极为难得了。


谭嗣同的变法只有一个宗旨：兴民权。达到这一目的有三个途径：“一曰创学堂、改书院；二曰学会；三曰报纸。”乍一看，这些主张并不激进。但其实，个个“包藏祸心”。

光绪二十四年（1898）二月，长沙南学会成立，依谭嗣同的设想：“今以行省设总学会……府、厅、州、县设分学会……凡会悉以其地之绅士领之，分学会各举其绅士入总学会，总学会校其贤智才辩之品第以为之差……于是无议院之名而有议院之实。”梁启超也说：“南学会实隐寓众议院之规模，课吏堂实隐寓贵族院之规模，新政局实隐寓中央政府之规模。”

同年，保卫局成立。其功能与保甲多有类似，但是管事的人变了，原来是官，现在是民。谭嗣同说：“保卫局特一切政事之起点，而治地方之大权也。”湖南士人皮锡瑞看到这番言论，不由得感叹：“复生论保卫局事，可谓明目张胆而言之。”

时务学堂也教民权：“臣也者，与君同办民事者也。”当时，上课之后，学生要写札记，然后老师批改，梁启超作为老师，经常言及变法。谭嗣同虽不任职，却经常来学堂，让梁启超多言革命。于是学生们越来越激烈，由于大家都是寄宿，所以外界不知。直到学生放假回家，一些札记流传出去，才引起社会非议。

谭嗣同之“兴民权”，实为“兴绅权”，因为“绅为官民之中介”。有了绅权，哪怕守旧派不允许变法，也有了变法之实。讽刺的是，大约过了二三十年，绅士变成了坏词，劣绅成了全民之公敌。这群“劣绅”大多是在清末新政之后崛起的，而清末新政又是基本照搬戊戌变法“兴绅权”的内容。正应了那句话：今日之神奇，明日便化为腐朽。

光绪二十四年（1898）春天的长沙时时在演绎神奇，处处充满了生机。报纸风行，学会林立，新学兴盛。梁启超后来回忆道，“余平生所历，钟刻于神识中最深者，莫如丁酉、戊戌间之在长沙时”，一群维新志士齐心协力提倡和实践新学。谭嗣同向梁启超介绍了唐才常，在梁的印象里：“谭浏阳与唐浏阳，血性之热烈同，性格之卞急同，学问之幽隐僻奥同。”

然而，即便在全国最富有朝气之地区，谭嗣同的身边也只有寥寥几道身影。

新旧之争

当时的湖南存在两个阵营，一个新，一个旧。

谭嗣同、唐才常是新派中最激进者。新派还有一群稳健的人，比如陈宝箴、黄遵宪、熊希龄，他们是新政的主持者和实际操作者。旧派则是湖南的一些绅士，比如王先谦、叶德辉。

提起旧派，我们脑海中可能会出现一个顽固不化、气急败坏的老夫子形象——这其实是一种误解。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基本上没有纯粹的守旧派了。哪怕是仇西学至深者，也要委婉地说“图自强”。许多旧派人士内心亦赞成变法。南学会成立时，王先谦极为赞成，他说：“天下学术，断不能尽出一途。”对于谭嗣同、唐才常创办的《湘报》，王先谦盛赞：“湘报刊行，见闻广远，开拓民智，用意甚善。”那么，旧派后来为何要反戈一击呢？

我们只有弄懂这一点，才能理解谭嗣同之孤独。

维新派认为学习西方技艺不足以救国，还得学习西方之政治。谭嗣同更激烈一些，要求“尽变西法”。王先谦认为，学习技艺并无问题，问题是根本没有把西方的工艺学到手。甲午战败也并不证明以前建设海军是错误，只表示海军建设得不够。

王先谦说：“康梁今日所以惑人，自为一教，并非西教：其言平等，则西国并不平等；言民权，则西主实自持权。康梁谬托西教，以行其邪说，真中国之巨蠹。”言下之意，你们一个个说学西法，却全是自出“新意”，不仅西法学不到，还反生破坏。1898年6月，向陈宝箴请求整顿时务学堂，用的就是这个理由。

陈宝箴下令调阅学生的札记，其中自然有“民权平等”“无君无父”之说，甚至还有“排满”的言论。有人指责时务学堂媚事康党，唐才常回应道，我等早就赞同民权，和康党不康党毫无关系，当今之世，若不高举平等之大旗，怎么挽救天下浩劫？

有趣的是，“民权”和“平等”并非康有为推崇之主张，却成为旧派的攻击目标，承担了主要的火力。更为激进的谭嗣同则很少受到直接攻击。而谭嗣同构想之“民权”，又有很多悬想的成分。可以说，新旧两派都不懂西学，都在自出“新意”以救世。

旧派注重中西文化竞争。他们认为，以力之强弱来分教之高低十分不妥。甲午之战，日本打赢了，日本之文教就是文明的，中国之文教就是落后的？自从梁启超主持时务学堂以来，三尺童子都在讲民权、讲改制、讲王安石。千百年之事，一朝就否定之，西学不一定学得会，中学一定先灭亡。

谭嗣同等人深感亡国的临近，唯有变法，才能救中国。就像梁启超后来说的，国不能保则教亦不能保。旧派对于时局的观感没有这么急迫，他们认为中国地大物博，完全有转圜的余地，只要能够站稳中学的立场，有序地引进西学，就能在文化竞争中获胜。

在新与旧的轮番撕扯中，谭嗣同冲破了天罗地网，道变了，宇宙变了，心变了，回头望去，却发现和周围的人越走越远。

光绪二十四年（1898）三月，《湘报》发表了一篇《中国宜以弱为强说》。该文主张：（一）西法与中法相参；（二）西教与中教并行；（三）君权与民权并重；（四）黄人与白人通婚。这番惊世骇俗的言论触及到了旧派的底线，连新派的一些人都觉得太过了。远在武昌的张之洞致电陈宝箴，要求“设法更正”。

随后，陈宝箴调阅学生札记。有流言说，学堂各教习以为巡抚大人起疑心，于是临时涂改札记。陈宝箴命谭嗣同的恩师欧阳中鹄写信责问，谭嗣同回应道：“平日互相劝勉者，全在杀身灭族四字，岂临小小利害而变其初心乎？……今日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方有复兴之望。不然，则真亡种矣。”时局危殆至此，恐怕只有鲜血才能警醒世人。

欧阳中鹄回信道，陈宝箴对新派多加约束，意在保护你们。

谭嗣同看到信之后，跟唐才常说，这位老师已经与我们分道扬镳了，只有面谈才能讲清彼此的分歧。

当时，谭嗣同受光绪帝征召，准备赴京。离开之前，他去老师家辞行，侃侃而谈进京要做哪些大事，说到后面，气氛渐渐冷下来。欧阳中鹄反驳了几句，双方最终不欢而散。次日，这位老师给学生写了一封信，劝他不要锋芒太露：“望弟善藏其用，留俟彼时为四万万黄种立命，千万至祷。”

而谭嗣同并没有听老师的话。


彗星陨落

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光绪帝下诏起用康有为、谭嗣同等五人。

谭嗣同似乎看见了转机，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我此行真出人意外，绝处逢生，皆平日虔修之力，故得我佛慈悲也。”他北上赴鄂，抵达武汉之后生了一场大病，不得不休养十余日。期间，他还拜访了张之洞，张讽刺道：“君非倡自立民权乎？今何赴征？”谭回答道：“民权以救国耳，若上有权，能变法，岂不更胜？”



谭嗣同入京，是否说明他变得不那么激进了？近代人物的思想处于复合状态，脑中常常存在不同的、对立的观念，况且思想与政治作为并非亦步亦趋。谭嗣同入京，可以是权宜之计，可以是由兴民权转向变法，也可以是两者皆有。

进京之前，谭嗣同不断提到对未来的期待，说圣恩浩荡，“力疾一行”。好友劝他“不如早归”，他不为所动，仍拖着病体北上。在湖南新政陷入沉寂之后，有机会参与全国之变法，这的确是一个救世的机会。同时，他与唐才常密谋联络湖北的哥老会。当时，哥老会那边“择其中年壮勇悍者数十名”，供驱使。谭说时候未到，劝其好好练武，以待时机。

待到谭嗣同入京时，已经是百日维新的后期了。朝堂之上，新旧两党的交手比湖南更为激烈，可谓是危机四伏。维新党人无时无刻不在面对后党的敌意，官员的敷衍，谣言的中伤。敌强我弱，势单力薄。甚至维新派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谭嗣同写信给唐才常说：“刘（光第）愿者，虽不奋发，而心无他。然可虑者，杨叔峤（杨锐）跋扈，媚旧党而排南海（康有为），复生愤与之争，叔峤不纳。”

变法走到这里，更多靠的是皇帝的权威。

七月末，光绪皇帝和慈禧说想开懋勤殿以议制度。康有为一直想在清朝的体制之外，建立一个议政机构，这是对慈禧权力的直接挑战。帝后应该爆发了一场争论，结果自然是太后胜利。七月三十日，光绪帝召见杨锐，说“朕位且不能保”。那时，维新党人早已预见了皇帝被废黜的前景，密谋用非常之手段，解决帝后之矛盾：诛荣禄，围颐和园，废西后。

八月三日，光绪帝前后两份密诏送到了谭嗣同、康有为面前，谭嗣同提议“袁世凯可属大事”。同一天，谭嗣同急电唐才常，“速偕同志，来京相助”。晚上，谭嗣同来到法华寺，对袁世凯说，荣禄阴谋弑君，大逆不道，必须速速除去。他要袁世凯带兵入京，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卫皇宫。袁世凯惊讶地问道，为何要围颐和园。谭嗣同则说，“不除此老朽，国不能保”；还说不用你动手，我亲自来，你只用“诛荣禄，围颐和园耳”。袁世凯表面同意，一转头就将此事泄露。

袁世凯告密是否引发了戊戌政变？学界颇有争议。一部分人认为，政变并非袁世凯告密而起，但是袁告密加剧了政变的激烈程度。相比于西太后、袁世凯这些深谙权术之人，维新党人确实太过幼稚。

京城风云变幻，一场政变以雷霆之势降临。八月六日，南海会馆被查抄（康有为在前一天已经出逃），谭嗣同与梁启超知道事不可为，便找到传教士李提摩太，想让他设法保护皇帝。梁启超去日本使馆，见伊藤博文，营救康有为。当天晚上，谭嗣同与梁启超说起佛理，已是将生死置之度外了。

八月七日清晨，谭嗣同入日本使馆与梁启超相见，劝其去日本避难，并将诗文书稿相托。最后，他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日本友人劝他离开，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六天之后，谭嗣同从容赴死，年仅三十四岁。

这大概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一例死亡了。经过后世的不断追怀与书写，谭嗣同之死多了一些传奇色彩。谭延闿写道：“临刑神采扬扬，刃颈不殊，就地上劙之三数，头始落，其不恐怖，真也。”还有人说用钝刀砍了三十多刀，堪比锯头。

梁启超之弟梁启勋曾回忆谭嗣同与梁启超诀别的场景，谭嗣同说了四点不走的理由：“一、大概往后十年八年，国内没有我们的立足之地。逃亡的话，我既不会讲英语，又不会讲粤语，而华侨多是广东人，我的一切活动能力都会消失，成为废料。二、我父亲在官，我跑了，一定株连家属。三，我有肺病，寿命不会很长了。四、世界史先例，政体转变，无不流血，让我来做个领头人吧。你该逃生，我则待死。”

谭的好友刘善涵说，谭嗣同死前烧掉了所有书信，却留下一封父亲责骂他的信件，慈禧看到之后，便对谭继洵放下戒心。

这些讲述者并非亲历者，却说的有头有尾，真实性存疑。即便是梁启超，对于好友的书写也不尽实。就比如，他在《谭嗣同传》里写道，谭不走是因为“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这明显是梁启超的想法。他刊登的《仁学》也删去了不少激烈之语。

其实，对于谭嗣同主动赴死，无须增添其悲壮的色彩，也不用非要盖上“为变法而死”的大旗。正如《仁学》里说的那样，渺小的个人总归要融解到永恒的宇宙中去。能够超越死亡的只有永恒，永恒不属于现实，而归于精神的世界。

中国近代之烈士有一个共同点——殉道的勇气。不论信仰为何，信仰的那一刻，他们便是永恒的。肉体陨灭，如同彗星陨落，后继者看到的是一道果决的光。自那以后，烈士总是成群出现，谭复生“死而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