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茶三字经注译(23)》

第二十三讲:

元歧视    隐林乡    入闾山    求心黋

遁于市    营经商    草木间    忍冰霜

遵祖训    修纲常    志报国    效安邦

 注译：

　　在元朝，对汉人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居住在当时中国境内的人分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包括原来蒙古各部的人：第二等是色目人，包括西夏、回回、西域以至留居中国的一部分欧洲人；第三等是汉人，包括契丹、女真和原来金统治下的汉人；第四等是南人，指南宋统治下的汉人和西南各民族人民，因为南人的抵抗整整消耗了蒙古六十年的心力，汉人的忠恕节义更让蒙古的统治者又敬又怕，崖山一战，汉人精英尽多殉国，这等悲壮委实让人肃然起敬。

       元统治者为了统治目的，又把人分为十等，你知道么？读书人在元代是极没有地位的，社会上最低等的人是乞丐，而读书人是第九等，弄明白了吧，他只比乞丐高一等，妥妥的“贱民”，所以我们今天把知识分子骂作“臭老九”，就来源于此处。元代统治者把色目人列为第二等，是因为要提高回回上层分子的地位，使他们成为蒙古贵族统治的助手。又把汉族分为汉人和南人，则是为了要分化汉族人民，削弱他们的反抗力。

       在统治机构中：长官和掌权的官吏都是蒙古人或色目人，其次才是汉人，而南人在宋亡后的一个长时期内，几乎很少人在中央作官。地方的官吏达鲁花赤一般也由蒙古人担任，并规定色目人作同知，汉人作总管，同知、总管彼此互相牵制，都要服从达鲁花赤的指挥。在军队组织上：有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和新附军的区别。出兵时各军参差调用，而以蒙古军为主力，军权都掌握在蒙古军帅的手中。在刑法上：规定蒙古人、色目人和汉人分属不同的机关审理，蒙古人殴打汉人，汉人不得还手，蒙古人打死汉人只流放北边充军。又规定汉人、南人不得聚众狩猎和迎神赛会，不得执弓矢，甚至连养狗养鹊鸟都不许可。在征敛方面：如括马，蒙古人不取，色目人取三分之一，汉人、南人则全取。

       此外，在《元典章》中纪录的很多法令，都是针对汉人、南人制定的，并且指出蒙古人不受这些法令的约束。 但是这种民族歧视的政策对于某些投靠蒙古统治者的汉族大地主是不适用的。元朝的法令禁止汉人执弓矢，元世祖却对汉宫汪惟和说：“汝家不与它汉人比，弓矢不汝禁也，任汝执之”。有些很早就投靠蒙古统治者的汉族地主，如大兴史氏、易州张氏、真定董氏等，在元朝的地位和待遇都与蒙古贵族相差无几。相反的，许多蒙古族的下层人民也没有享受到所谓统治民族的特权。草原上的蒙古牧民，在繁重的军役和租赋剥削之下日趋贫困，甚至破产流亡。当然这种严重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导致了元朝后期民族和阶级矛盾的日益激化，最终，引起汉人兵变而亡国。

　　还记得崖山海战蒙古大军的首领么？他的名字叫作张弘范，是一名汉人。更让人不齿的是他在崖山的一块巨石上刻下了“镇国大将军张弘范范灭宋于此”。或许是杀人太多遭受天谴，或许是常年征战积劳成疾，1279年年底，张弘范在元大都突然患病，很快就卧床不起，不久便轰然而逝，享寿43岁。张弘范死后，他的儿子张珪因父亲的战功逐渐飞黄腾达。然而到了张弘范孙子一辈，情形急转直下。可悲可叹的是张弘范一脉为元朝呕心沥血，本应会万古流芳，可最终却落了个血脉尽断，兔死狗烹的下场。如今世人提起张弘范，想到的就是崖山灭宋、屠戮汉人的野蛮行径。对于张弘范的所作所为，给他留下来一句讽刺诗，也算是盖棺论定吧。勒功奇石张弘范，不是胡儿是汉儿！

        元人对这样有功于他们的张弘范尚如此，那对南宋的遗民就可想而知。遗民泪尽胡尘里，这话形容的显然是极其生动而现实的。

　　“游士”一词最早出现在《国语》中，其提及成为游士有太多的生活方式，所以游士的风气即使时光流逝也不会消失。其实从孔孟时期开始，“士”这个名词开始出现之后，伴随着知识分子都要“游”的现象出现，他们“游”的方式多种多样有时候和老师朋友“游”、和学问“游”、凭借才艺“游”等。而在秦朝完成对中国的统一之后，为了可以加强自己的统治，就在国家律法上对游士进行了很严格的限制。于是，在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游士就好像慢慢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很多人就自然而然地认为汉代是游士的终结时期，而其实他们只是暂时的沉寂。

       到了元朝时期，因为特定的一些政治因素，游士又开始在历史的舞台上活跃起来。元朝是游士继春秋时期之后发展的第二个高峰，甚至“游”都成了元代知识分子最主要的生活状态。然而其实使得这一现象发生的原因并不是和春秋时期一样是元朝廷对于人才广泛收罗的结果，而是元朝廷的科举停滞，知识分子无奈之下只有重新踏上以往的游士之路从而在那个时代得到生存发展的机会。这也就是我们所认为的元朝知识分子的第二重身份。

　　在元朝的游士虽然人数很多但是却只有很少的人得到了入仕的机会，而同时其还要承担很沉重的徭役，所以游士的生活可以说是十分困顿的。在元代的一些相关资料中，因为太过于贫穷而踏上游士之路的以及“游”着“游”着最后客死他乡的游士比比皆是。

       同时在元朝，隐士也是元朝知识分子的一大身份。元代的隐士之所以选择归隐和之前秦汉魏晋以来的隐士归隐的原因虽然在大致上是相同的，但是也仍然有一些差异，比如有民族和民族之间很难以调和的矛盾。元朝的统治者甚至明确的对汉文化有过拒绝，并且歧视和打击汉族的士人。

       他们大多采取两种方式来发泄自己对于元的不满，首先的一种是归隐于山林之中，他们走进深山密林，在那里进行自己的诗歌文学创作。但是因为他们心中存有愤懑，所以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前人隐逸的潇洒感，比如说杜瑛等人。而其次的一类则是在市井中隐居，虽然他们明面上是不会和统治者合作的，但是他们也没有很刻意地归隐在山林之中远离世事。他们一生都在市井之中，潜心自己的文学创作，虽不过问政治，但是也通过文字表述自己内心对于不得志的不满，这些人中有我们很熟悉的关汉卿，他和当时梨园很多的作业演员交往，甚至会亲自参与梨园中的一些表演。他的作品中不少都是对于元代黑暗的社会情况的抨击，其对于元的抗议方式就是走上元的对立面。

       在元朝的隐士大概可以分成三种，第一种是带有一定的民族感情，不愿意为蒙古族的统治者服务，而我们的“前朝遗民”与“茶宗余孽”就属于这一种；第二种是从“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和只求在乱世中保全自己的性命，淡薄名利出发，觉得还是不入仕生活会比较自在，而更多的一些人本来在朝堂做官而或因为被罢黜或因为遭遇重大挫折而从此归隐山居。因为元统治者对于汉族的知识分子并没有太友好，所以有很多的人都选择了隐居。元代中叶时期的张养浩，在元朝担任了很多年的官，最后甚至进入了朝廷的政治核心。其拥有很丰富的经历，晚年也选择了隐居。其的散曲对自己的归隐做了一些解释，其认为归隐对于自己而言未尝不是比较聪明的选择，但是他虽然“乐的解脱”，但是对国家近况仍然有自己的担忧。元朝的知识分子有着多重身份和元朝统治者对于科举制度的不重视使得其的推动停滞有着很大的关系，而最根本的是民族和民族之间很难以进行调和的矛盾。以茶宗为例，元朝统治者对类似这样的组织是予以毁灭性打击的，也可以这么理解，元代对士子的政策多半取决于此。茶宗子弟难忘故国，难忘家国仇恨，可又无力回天，似乎隐是最好的选择，遁于宗教似乎更适合的当时社会状态与现实需求。

　　听说过闾山派吗？道 教 的门派‬很多，闾 山 派，就 是 其 中 的 一 个 门派‬。这是一个修炼巫术的道家门派，闾山派又称闾山道、闾山教，最早源于魏晋南北朝许天师信仰，其道术吸取了各家之长，法术强而又灵，被认为比正统的茅山术更加强大。道教中，闾山派被认为是最为强大的门派，该派最早起源于闽粤故地的原始宗教，在福建、浙江、江西、广东和台湾等地广泛传承，这个传承当然是茶宗弟子适时归隐的一种最好归宿。他们中的一些人隐居于深山老林，过着宁静且清贫的生活，诸如茶宗第五代宗主黄轾。另一些人则云游四海，以安贫济困为任过着逍遥自在的神仙生活。

       应该说大部分闾‬山派的弟子都是为民众服务的。闾山派的治病驱邪之术不会伤害任何人，但是其强硬程度却不亚于茅山派。当然，闾山派也有山医命相卜以及武术流传。从闾山派的行法方式来看，其所学之处比较杂，这也符合当时隐者入道的客观事实。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而风景也会随着岁月的改变而改变。故国家园，素月孤舟，早已不堪回首月明中，华夏这一场梦便在岁月流逝与朝代的更迭中迷失了。当初的复国与血海深仇，当初的民族与忠烈气节，俱往矣！随着林泉归隐一付东流。

       似乎修齐治平的情怀暂时没了，这倒是激发了茶的俭清和静，归隐间把茶修得更富于独善其身了，这种善渐归于平淡，这更接近于生活。小隐隐于泽，大隐隐于市，说实话，茶似乎一直介于两者之间。高尚文雅时则琴棋书画诗酒茶，世俗通行处则柴米油盐酱醋茶。生活是基础，情怀是高尚，因此茶都是一贯而之，小隐入泽入道以心求光明黋达怡神，大隐则入世以求经济行商贩卖，充满生活俗味，不论大小于这尘世间岁月里奉行中庸仁礼，这不是我们在壮烈之后必归于平静的真实写照么？不也是一切世法演绎的自然法则么？

　　草木之间，一任霜华。茶宗子弟与茶便有了生死不离的阔契、与子同袍的执着不休。无论岁月更迭都矢志不移，一门忠烈史，千秋爱茶人。俭清和静德，修齐治平身。短短二十字却高度概括了满门忠烈的历史与宗门祖训家风。以茶修德，穷则独善其身，以茶喻道，达则兼济天下。纲常不古，宁静守已志存高远，守已待时间又伺机而动，以报家国，此茶宗精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