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茶三字经注译（1）

第一讲：

中华茶      文化长     源神农      周礼彰

汉晋禅      兴李唐     盛炎宋     大观扬

南渡后      立宗纲     元明清     大放光

注译：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和用茶的国家，翻开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史，几乎每一页都能找到茶的芬香。茶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载体，是世界文明长河中一颗璀璨的明珠。自古以来，我们的祖先们不仅总结了种茶、制茶和饮茶的经验，而且将其提升到一种思想的高度来体现一种文化内涵。

       天赐香茗，是以为茶。陆羽《茶经》上说“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神农氏，传说中的中华始祖之一。据《白虎通义-号》记载，神农能根据天时地利之便利，制造出农具，教民耕作，使人充饥，故有神农之称。其是农业发展的创始人，也是医药的发明人，神农尝百草就有典故传之于世。传说中神农于无意之间，发现茶之妙用，神农饮茶汤可见腹内如洗如擦也，茶乃擦之谐音也，后世则称之。茶原产于华夏之南，种植环境以岩石充分风化的土壤为最佳。《华阳国志》中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茶蜜……皆纳贡之。”由此可见，中国确切记载茶事活动的时间距今至少有3000多年了。汉朝王褒所著《僮约》乃茶学史上重要的文献，其充分说明了在汉代茶已经是作为用来接待高尚之人的一种礼节。这从众多的古墓葬的考古发掘中也可以得到证实，众多的出土文物，其中不乏茶具。在我国的古代著作中，有许多关于野生茶树的记载。《桐君录》中提到的瓜芦木即是茶树的大叶变种；唐茶圣陆羽的《茶经》中也讲：茶者，南方之嘉木也；宋沈括的《梦溪笔谈》也有：建茶皆乔木；明《大理府志》载：……点苍山……产茶树高一丈等。

　　几千年以来，茶已经成为人们深深喜爱的并且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饮品，古老的汉字对茶的解释是具有相当趣味性的。茶字分草头、人与木三部分，人在草下，木之上，即人在草木间，孰能不饮茶？有倡导回归自然之意。茶文化不仅仅是一种饮食文化，更是一种社会文化，它所折射出来的精神特质与文化内涵是非常高深的。

       茶被人们利用的历史有四五千年之多，最初人们将茶放在水中煮，以汤为药用，嫩叶为蔬，随时间推移渐渐成为一种饮品。在我国茶发乎于神农，闻于鲁周公，兴于唐而盛于宋，而宋末立茶宗。茶文化经历了秦汉的启蒙，魏晋南北朝的萌芽、唐代的确立、宋代的兴盛和明清的普及，延至今日可谓几近曲折终于鼎盛之极也。

       那么历史上第一位“弘扬茶文化，引导茶消费”的人物是谁呢?陆羽说“闻达于鲁周公”，那鲁周公是谁呢？他就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名旦，封国于鲁（今山东）。以其曾祖太王所居周地为采邑，故称周公。周公是我国政治史、文化史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他的治国思想帮助周武王开创了周王朝八百年的基业，从而也将我国的第一个文明社会推向了巅峰，为我国民族融合、政治革新、国家统一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他所制定的《礼乐行政》对我国传统民族文化的形成，独具慧眼，成为开山之作，至今在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内涵中占有核心地位。周公提出的那种重伦理、轻逸乐、好俭朴、乐献身的君子风度和集体精神，经后人整理、修正、总结，渐次形成了我国精神文明的大典。陆羽在《茶经·六之饮》中说：“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至于为何“闻于鲁周公”，陆羽没有给予太多的解释，只是在《七之事》中录有：“周公《尔雅》：‘槚，苦荼’。”《尔雅》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书，是对古代词汇进行官方规范解释的语义分类词典。唐朝以后被列入“经部”，成为儒家经典之一，为儒生读经的重要工具书。关于它的作者，有人认为是孔子的门人，有人认为是周公，然而，大多数人还是认定为秦汉时人所作，经过代代相传、增益，在西汉时整理加工完成。但是很明显，在陆羽看来，《尔雅》的作者就是鲁周公旦。应该说陆羽所以认为饮茶“闻于鲁周公”，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尔雅》上有“周公《尔雅》：‘槚，苦荼’”的记载 。其中的“槚”，陆羽在《茶经》一开头就给予了解释：槚是茶的别称。然而，史书上并没有鲁周公本人饮茶的记载。陆羽仅仅凭借假托周公名字而成的《尔雅》就说饮茶“闻于鲁周公”是否有些不严谨呢?如果单从科学角度来说，这种说法确实有些牵强。那么，为什么陆羽会如此不认真?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先了解鲁周公是个什么样的人。

　　《史记》里是这样记载的：“自文王在时，旦为子孝，笃仁，异于群子。及武王即位，旦常辅翼武王，用事居多。” 仁孝的周公，在文王的诸子中显得非常突出;到了武王执政，他又是武王的一个得力助手，为政勤勉。武王在攻克殷商后第二年，就生了大病，奄奄一息，而这个时候周室还尚未平定天下。于是周公设坛向太王、王季、文王祷告，祭文内容大致是这样的：“王发(发是周武王的名字)现在生病了，我希望自己能替代他遭受这场灾病。我姬旦巧能、多才多艺，能够忽悠鬼神，这一点王发不如我，所以请你们让我来代他来受难吧。”祷告完毕后，周公就将这个文策藏在了金縢匮中，并且警告周围的人不要把文策的内容说出去。可是，没多久，武王还是死了。这个时候武王的儿子成王尚在襁褓之中，周公担心天下趁此大乱，于是代成王摄政。这时候，管叔兄弟一帮人开始造流言说：“周公将不利于成王。”对此，周公解释说：“我这样做是担心天下叛乱，将来没法跟三位先王交代，武王死得早，我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让天下成为成王的天下。”于是，他就留下来辅佐成王，而让自己的儿子伯禽代他去鲁国就封。临行前还告诫儿子：“我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父，地位身份可以说已经很高了，但是，我洗澡的时候还会好几次握住头发停下来，吃饭的时候也常常会把饭粒从嘴里吐出，起身接待贤能的人，担心自己因为迟慢而错失贤能之人。你到了鲁国，千万不要骄傲自大，一定要谦虚谨慎!”后来江淮地区的管、蔡、武庚果然率众造反。于是，周公奉成王之命，兴师东伐，杀了管叔和武庚，放逐了蔡叔，收降了殷的遗民。两年之后，江淮地区平定了，天下也都顺服于周室了。

       在成王还小的时候，有一天突然病了，周公就写了封笺书放到河底，笺书是这样写的：“成王年少并不懂事，那些违反神灵意志的事情都是我旦做的，请神灵不要惩罚成王，惩罚我吧!”祈祷完毕后，就把这封祷书藏在了自己的府内。成王长大了，周公就还政于他，“北面就臣位，躬躬如畏然。”有人却在成王面前诋毁周公，周公只好逃到楚国。成王就派人去抄他家，然而竟然发现了那封替他代病的祷书，于是痛哭流涕，立即将周公召回。周公回来后，继续尽忠尽职地辅佐成王，并作了《多士》和《毋逸》提醒年轻气盛的成王要勤勤恳恳地治理天下。同时，还为成王订立了周的官制和政制。在周公死之前，还告诉家人：“一定要把我葬在成周，以此表明我不敢叛离成王。”等到他死后，成王却让他随从文王葬在了毕，“以表明我不敢视周公为臣子。”

　　也许，以后的考古发现能够证明饮茶“闻于鲁周公”确有其事，或者从现有古籍中也能找到饮茶“闻于鲁周公”的新发现;也许以后的所有新发现都将证明饮茶并非闻于鲁周公。但是，这些都不会影响茶为何能成为中国的举国之饮，闻于天下。因为，从以上鲁周公的这些事迹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仁孝忠义的人，一个道德的典范。我们再来看看《茶经·一之源》的一句话：“茶之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鲁周公正是一个典型的“精行俭德之人”。可见，陆羽说饮茶“闻于鲁周公”更主要的还是要表明，饮茶闻名于世是从人们需要借茶来立身正德开始的。这也恰好符合中国人利用新事物的一般规律，就是先“正德”然后再“利用”和“厚生”。从这一点上来看，“茶道”这个看似时尚又含混不清的词汇，乃是从华夏民族正式以茶为饮的一开始就已经确立了，那就是“以茶载道”。饮“茶”只是手段，求“道”才是目的，在以后茶与儒、道、佛的结合过程中无不体现了这一点。饮茶的精神追求是高于物质追求的。《茶经》中提到的人物也多半都是得“道”之人。　因此，茶之为饮“闻于鲁周公”，就是闻于人们开始以“茶”求“道”。

       请周公进入茶道大师行列，不单是他那部《尔雅》中列出了茶，重要的是在他那个时代就将茶列入贡品。那时，要成为贡品的产品，必经上下百官认认真真定论，世间百姓一一公认，方可认定。《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大约在公元前1025年周武王姬发率周军及诸侯伐灭殷商的纣王后，便将其一位宗亲封在巴地，这是一个疆域不小的邦国，今四川的奉节、宜宾，陕西的秦岭以南，四川的涪陵等地区。巴王作为诸侯国君，理所当然要向周武王上贡。《巴志》中记载了这样一份贡品清单：五谷六畜、桑蚕麻纻、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犀、山鸡白鴙、黄润鲜粉。贡品，必然珍贵，除日杂品之外的贡品，都是珍品行列，但巴王上贡的茶却又是珍品中的极品。《巴志》在这份“贡品清单”后还特别补充注明：“其果实之珍者，树有荔枝，蔓有辛蒟，园有芳蒻香茗”。也就是说，上贡的茶不是深山荒野中的野生茶，而是专门有人精心培植的茶园里的好茶。从这一点可想而知，那时的巴蜀就有了专门种茶的人了。

　　需要明确一点，周王朝时代的茶饮之风决不是周武王提出并列入贡品之例的，周武王固然是位懂事的帝王，但他却不是一位治世的君主，他的治世高手是周公，要治世必先纵观天下世态，安邦定国得于平静才是上等国策。历史上第一位弘扬茶道文化，推荐治世之本——茶为大一统消费的人物，必然非鲁周公莫属。今后的考古，也许能够证明饮茶“闻于鲁周公”，虽然现在的古籍书中不能找到饮茶“闻于鲁周公”的铁证。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茶已在那个时期就成为了举国之饮，闻于天下。茶入德行，是以鲁周公的治世事迹来定论，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仁孝忠义的人，俭德之人，一个道德思想者的典范。饮茶闻名于天下是从人们需要借茶来立身德。这是中国人常规的品格所在，一旦入世，就是先树德行，也称道行，之后再“入道”和“出道”。从历史的背后远看昨天的人们，“茶道”不就是留给我们做人行事的一块金字招牌吗？这个看起来说不清道不明的词汇，是否是在三千多年前的周王朝时代就已经确立其地位了呢？可见饮“茶”是寻味生活的手段，求“道”便是探索生活的目的。

       周公的《尔雅》中注明：“槚，苦荼”。然而，史书上并没有鲁周公本人饮茶的记载。为此就又有伪学者出来证明周公时期不饮茶，或者说没有周公这人。好在曹操在其《短歌行》一诗的结尾时写下了“一饭三吐哺”的典故：“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加之《周礼》这本书还可以证明茶在那时还有更多的用处。《周礼‧地官司徒》中说：“掌荼，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该书还说：“掌荼：掌以时聚荼，以供丧事；征野疏材之物，以待邦事，凡畜聚之物。”说明茶在那个时期不仅是举国之饮，而且还是邦国祭祖、先帝或重臣在举行丧礼大事时不可缺少的重量级祭品，必须要有专门的一班官吏来掌管。伪学者们说什么不好？偏要拿周公来洗脑，要知道，在周朝时代，古琴作为宫廷里雅乐伴奏，以弹右手散音为主，弦数由五至二十七弦都会。有名的筝曲《高山流水》不就是那时的作品么？由此来看，在风雅方面，古人并不比我们现代人差，茶作为一种饮品，想必古人也不会放过。我们得相信古人的能力，才能肯定现代工业文明中的我们自己，茶！毕竟不是原子弹，作为一种植物，想必只要有了人类那天，那他就相伴左右，关于周公是否品茶，没什么好争论的。历史上的楼兰还是一片绿洲呢，谁说得清楚天下有没有一块中国这版图呢？

　　明代杨慎《郡国外夷考》载：蜀郡名，萌音芒。《方言》：蜀人谓茶日叚萌，盖以茶氏郡也……。这表明很早以前蜀人就已用茶来作为当地的地域命名了。明末学者顾炎武在他的《日知录》中也讲：自秦人取蜀后，始有茗饮之事。反映出喝茶是秦朝统一巴蜀之后才传播开来的。东汉末年名医华佗在《食论》中提到：苦茶久食，益意思。这是史上有明确记载的第一次关于茶有药用功能的价值记载。华佗常年奔波于江淮一带采药，为民治病，积累了丰富的医疗经验。据说，他累的时候只要一喝到一杯清茶，就疲劳顿消。于是就得出喝茶具有兴奋大脑，提神解乏的作用。唐代以前没有制茶之法，皆是以煮茶为羹饮之，有茗粥之称；到唐中后期方以陆羽煎茶为主。

       中国自古就有客来敬茶之礼，此最早可以推到两晋之时。君子之交淡如水、有朋自远方来，清茶一杯相聚甚欢。于是客来敬茶成了人们日常家庭生活和社交活动必不可少的礼仪。南北朝时，对煮茶的方法和技巧已经开始逐步讲究了，茶在种类上也逐步丰富起来，也开始逐步形成一定的仪式和礼教规矩。茶的纯、雅、礼、和的本质被提炼成精神层面的力量，并加以宗教的神化。从茶的发展史来看，这一时期的中国茶文化还仅仅处于发展的萌芽状态，茶风还没有普及到普通百姓之中，人们喝茶更多的是注重它的药用功能和物质属性，但它仍成为后世发展茶文化的一个重要基础。唐代茶风盛极一时，几乎是家家饮茶。唐德宗年间，开始征收茶税，并建立茶税法，后历代皆在此基础上不断修订和完善。茶税为国库带来丰厚的财富，也为穷苦百姓带来了困难。唐武宗时茶“禁民私卖”，于是就有了茶制，产生了贡茶。这大大推进了茶叶的加工技术，可也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茶叶的贸易发展。

　　自古名寺出名茶，茶自古就被赋予宗教的色彩。佛教的禅宗认为，参禅时要有一颗平常心。茶性平和，淡雅含蓄，可以使人内心宁静，这与禅所秉持的心态一致，故佛中有茶，茶中有佛。时高僧从唸爱茶，留下“喝茶去”的茶文化典故，成为禅林法语。这个时候值得一提的是禅茶文化的形成，我们一直相信禅茶这个概念并不是一个人的推崇而形成的，它一定是当时社会状态和文化背景下并经过一段时间在广大人群的社会活动中所形成得一个产物。相传梁武帝萧衍性喜佛，一时朝野上下趋之如骛，僧侣在社会上的身份自然也水涨船高。因此僧俗之间往来甚密，特别是仕大夫与僧侣的交往，代表了当时社会的一种风气。文人七件事，饮茶可以心旷神怡，有助文思，因此格外得到文人的喜爱。加上梁武帝明令僧众禁酒，故茶成了独宠。僧侣向仕大夫学写诗作画，仕大夫则向僧侣学参禅打坐，这引发了丰富的茶禅文化的兴起，故逐步成就了茶文化与宗教文化的高度契合，并形成了一种流派得以传承下来。现在我们回顾一下历史，不难发现自唐以来流传下来的茶文、茶诗、茶画等皆很大程度丰富了中国的人文精神。宋朝是茶往民间渗透的一个鼎盛时期，除了有高超技艺的斗茶外，还有分茶、绣茶的饮茶文化。这大大催进了制茶工艺的长足发展，从民间到宫廷，由繁及简茶的品类增多。泡茶的技艺更是从此大为发展。出现了著述《大观茶语》的赵佶皇帝、撰写《茶录》的蔡襄，一时翘楚辈出，人才济济。

　　据了解，整个北宋王朝的160多年间，对茶的制造技术不断改进，先后创造出的贡茶品种就有四五十种之多，并且为讨皇帝欢心，不惜投入成本，招募大量人工，采茶制茶，优中选优。宋代赵汝励在《北苑别录》中介绍了北苑贡茶的采制过程，包含采茶、拣茶、蒸茶、洗茶、榨茶、搓揉、再榨茶再搓揉反复数次、研茶、压模（造茶）、焙茶、过沸汤、再焙茶过沸汤反复数次、烟焙、过汤出色、晾干。尤其是采茶，必须在天亮前太阳未升起时进行，每日凌晨4时左右敲击山上大鼓集合入山采茶，并规定一律用指尖采摘，以防茶芽受损，到上午8时左右鸣锣召回，防止多采。此时摘的茶叶因为夜露未干，茶芽肥润，制成茶饼才最色泽鲜亮。由于采制贡茶工程浩大，需要众多的民夫参与，因此每到采茶时节，凤凰山一带都会聚集大量官府招募的民夫，范围涉及周边诸县。

        宋代在中国茶史上是一个大发展的重要时期，饮茶尚好技巧，追求精致，故而茶人辈出。在众多茶人中，我们茶宗之太祖亚圣蔡襄是一个既懂得制茶，又精通品饮，更有茶事艺文、喝茶学论著留给后人的茶学博士。他与丁谓倡制的龙凤茶，史上就有“始于丁谓，成与蔡襄”之说。开始时，一斤八饼，后来，庆历年间，蔡襄任福建转运使时，开始改造成小团，一斤有二十饼，名曰“上品龙茶”。苏轼有首茶诗说﹕“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宠加。争相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这里诗中说的“前丁后蔡”就是指丁渭和蔡襄，意谓两人为争宠皇上，各出绝招，研制大、小龙团茶作贡茶。龙凤团茶因制成团饼状，饰有龙凤图案，故冠名“龙凤团茶”。蔡襄善制茶，也精于品茶，具有高于常人的评茶经验。

　　宋人彭乘撰写的《墨客挥犀》记载说：一日，有位叫蔡叶丞的邀请蔡襄共品小龙团。两人坐了一会儿后，忽然来了位不速之客。侍童端上小龙团茶款待两位客人，哪晓得蔡襄啜了一口便声道：“不对，这茶里非独只有小龙团，一定有大龙团掺杂在里面。”蔡叶丞闻言吃了一惊，急忙唤侍童来问。侍童也没想到隐瞒，直通通地道明了原委。原来侍童原本只准备了自家主人和蔡襄的两份小龙团茶，现在突然又来了位客人，再准备就来不及了，这侍童见有现成的大龙团茶，便来了个“乾坤混一”。蔡襄的这种精明使蔡叶丞佩服不已。另一方面也说明他对大、小龙团茶的特性早已“吃透”。唯其吃透，方能研造出更精于大龙团的小龙团来。宋人顾文荐 《负暄杂录·建茶品第》：“本朝 开宝 末下 南唐 ， 太平兴国 初时置龙凤模，遣使即 北苑 造团茶，以别庶饮，龙凤茶盖始于此。”清板桥道人郑燮《仪真县江村茶社寄舍弟书》：“此时坐水阁上，烹龙凤茶，烧夹剪香，令友人吹笛作《落梅花》一曲，真是人间仙境也。可见龙凤团茶实乃上品仙茗。此茶产于福建建州（今建瓯市）北苑，取名为原产地北苑之龙山和凤凰山，有龙凤呈祥之意。宋朝廷废唐代顾渚山贡茶院至建安，设官焙、置龙焙精制贡茶，北苑开始成为宋代贡茶产制中心。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记：“建安北苑茶，始于太宗朝，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遣使造之，取像于龙凤，以别庶饮，由此入贡。”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载：“太平兴国初特置龙凤模，遣使即北苑造团茶，以别庶饮，龙凤茶盖始于此”。此后，历代朝廷都遣重臣到北苑督造贡茶。龙凤茶真正开始名震天下则是“前丁后蔡”时期。“前丁”即丁谓。北宋咸平元年（998）为福建路转运使，曾到北苑督造凤团，后又制龙团，其品之精湛。有《画墁集》记：“贡不过四十饼，专拟上贡，虽近臣之家，徒闻而未见”。

　　“后蔡”指蔡襄。北宋庆历三年（1043）蔡襄为福建路转运使，改制龙凤团茶为小龙凤团茶，号为珍品。欧阳修《归田录》载：“其品精绝，谓小团，凡二十饼重一斤，其价值金二两，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以至当时王公将相都有“黄金可求，龙团难求”之感叹。据《福建通志》记载：北苑龙凤茶是一种饼状茶团，属蒸青片类。龙凤茶团面上印有龙凤图案经。龙纹称龙团、团龙。凤纹称凤团、团凤，全合称龙团凤饼。后又分为大龙团、大凤团和小龙团、小凤团等四种。北苑龙凤茶是把茶膏压在定型的模具上制造出来的。模形有圆形、方形、棱形、花形、椭圆形等，上刻有龙凤、花草等各种图纹。模具有银模、铜模，圈有银圈、铜圈、竹圈。制式有龙凤者，用银铜模具，无龙凤者用竹圈。其中惟皇室饮用的，均饰以龙凤图案，以示贵重。龙凤茶有八饼重一斤，也有二十饼重一斤。形状有方形、圆形等，有径一寸五分、有一寸二分、有横长一寸五分、一寸八分、有径二寸五分、径三寸、有直长三寸、三寸六分，有两尖径二寸二分的。形制各异，小巧玲珑，极为精绝。《北苑别录》载：“春茶之入贡，圈以箬叶，内以黄斗，盛以花箱，护以重篚，扃以银锁，花箱内外，以有黄罗幕之，可谓什袭之珍矣。”

      也正是宋代空前的经济繁荣与重文抑武的执政政策让茶文化得到空前的发展。但事极必反，也是这种繁荣也造就了社会风气的贪享与羸弱，同时也让宋朝周边的民族和其他国家觊觎。据《钱塘遗事》记载，孙荷督帅钱塘，柳屯田做了一首《望海潮》无意间被金国的君主完颜亮看见了。完颜亮命画工到江南绘制《风物图》且在上面题了两句诗，“移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果然没过多久就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靖康之难”。后宋徽宗第九子赵构衣冠南渡，建立了南宋王朝，历经几代又遭蒙元入侵，国破家亡。

　　茶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这时候茶又发挥了其强大的作用，“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文化思维在特殊的社会背景下在茶的文化元素中得到了践行。这也是在当时政府流亡的现实中，以仕大夫为首抵抗力量根据抗战现实需要而组建起了一支敌后抗亡救国的组织，茶宗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诞生的。它的任务就是作为一个后勤保障力量为当时的军队提供必要的军需。满目疮痍的神州大地民不聊生，城市早已经被蒙元攻占并统治，宋朝的残兵败将只能在乡间山野苟延残喘，为了抵抗他们励精图治，其时这些抵抗力量并没有十分严格的军事编制，茶宗人也是闲时种茶战时为兵。另外由于茶的经济属性，也确定了茶宗在这场抗亡救国的运动当中的重要作用，茶在唐宋以来一直是最附有经济价值的农作物。任何时代的战争本质上是在打经济战，宋末时期的抗元组织也是靠着类似诸多象茶宗这样的组织，艰难地维持着抵抗部队的供养。但可惜的是大厦将倾，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一场崖山海战带着宋朝的精英和复国的梦想全部葬身在汹涌的波涛之中，也为茶歌颂了一场可歌可泣的英雄气概和忠贞爱国的民族气节。因此我常说茶是有很高的精神层面，高到什么程度？高到舍生忘死，高到忠诚取义，高到用生命来谱写茶赋予人在精神上的格物致知，它比佛道两家讲求的明心见性和天人合一更加让人崇敬，那只是一个人得素月孤舟，怎能与这种救国苍生黎民之倒悬的大义气节相比？

　　2017年的十月份，我作为特邀嘉宾参加了《中国茶叶通史》的开机新闻发布会，在纵观中国茶文化发展史时，作为茶宗的传宗之主，我不由感慨万千当即口占一诗，在青史中纪念了茶宗这段淹没在历史长河中的史实：一门忠烈史，千秋爱茶人，俭清和静德，修齐治平身。后到了元明清时期，焚香伴茗、山野雅趣等均被人以雅集的方式来演绎茶文化，崇尚自然，天人合一。最后到了满清，茶叶的生产更是精益求精，还兴起了茶馆，大大促进了茶贸易和消费，茶文化更以一种常态的文化形式在神州大地上得以传播。各地还形成各自不同的茶文化、茶风俗，茶品种等等，可谓茶文化艺术是百花齐放，繁华似锦，大放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