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茶三字经注译(2)

第二讲：

先为药    滋五脏    后入食    作清汤     

见心性    益健康    名四海    闻八方

注译：

        在古代，茶是万病之药，在《神农本草经》中就有记载“神农尝遍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可见，茶的起源应该是作为药用的。在饮茶习俗刚刚形成的魏晋南北朝时代，制茶技术也不简陋幼稚，反映了制茶技术在茶叶成为嗜好饮料之前已经有了充分的发展，这一发展是在药用领域里完成的。从茶叶成为嗜好饮料开始，在保持茶叶生物特征的前提下，把茶加工得更加美味可口成为了这一阶段制茶技术发展的最受瞩目的目标。茶在嗜好饮料的世界里另辟蹊径，尽管在概念上与药物分道扬镳了，但是在技术上却没有根本的变化。

        自汉代以来，很多历史古籍和古医书都记载了不少关于茶叶的药用价值和饮茶的健身的论述。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有16种古医书记载茶保健作用的有20项，219种药效，如提神明目，止渴治痢，去腻醒酒等等。《神农本草经》：“茶味苦，饮之使人益思、少卧、轻身、明目。”《神农食经》中说：“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广雅》称：“荆巴间采茶作饼其饮醒酒，令人不眠。”陆羽《茶经》中说：“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肢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新修本草·木部》中说：“茗，苦茶，味甘苦，微寒无毒，主瘘疮，利小便，去痰热渴，令人少睡，春采之。苦茶，主下气，小宿食。”又称“下气消食，作饮，加茱萸、葱、姜良。”南宋时虞载《古今合壁事项外集》中记载：“茶有理头痛、饮消食、令不眠”之功效。李时珍《本草纲目》：“茶苦而寒，最能降火又兼解酒食之毒，使人神思闿爽，不昏不睡，此茶之功也。”更引人注意的是中国古代五行学说对茶也有着中医深层次的论述。古人认为宇宙间各种物质都可以按照五行的属性来归类，如果将自然界的各种事物、现象、性质及作用，与五行的特性相类比后，可以将其分别归属于五行之中。《茶经》开篇第一句就说茶是我国“南方”的“嘉木”，理所当然，茶首先属木。茶圣陆羽并将“五行”纳入“煎茶”的茶道中，他认为金木水火土相结合才能煮出好茶。煎茶用的风炉，属金；炉立于土质上，属土；炉中沸水，属水；炉下木炭，属木；用碳生火，属火。这五行相生相克，阴阳调和，从而达到茶“祛百疾”的养生目的，五行入五脏，它滋养着人的健康。现代制茶工艺中，采摘下的茶青（属木），经炙热铁锅（属金）“杀青”、揉捻后慢火（属火）烘焙成干茶。“金”克“木”，又被“火”克，性质大变，从而制成成品茶。冲泡茶叶所需的沸水（属水），茶具（属土），也属五行之列。中医认为一个人的五行平衡停匀，生克得当，即可强身体健，命运亨通。茶叶经过反复生克，攻伐，合化，博取，兼容了阴阳五行的精华灵气，这正是茶叶诸多养生功效的根源所在，另茶可清心之说也以深得人心，故也是上清养生之汤也。概南方为火，火应心脏，故而乙木生丙火，茶自益身心是也。从现实角度讲，茶益身心也是符合科学逻辑的，心主神明，神安气宁，通过物理的品饮来达到意识形态上心境的安宁，所以我们才说见心性，这也符合从传统医学角度提倡的内观思想，而非一味地强调药石作用，故茶饮自然就益健康了。

　　唐代陈藏器在《本草拾遗》中讲“茶为百病之药”。苏敬等撰写《新修本草》将茶列于木部中，其味甘、苦，性微寒、无毒，其功效有下气，去痰、热、渴，令人少睡，消宿食，利小便，治瘘疮等。后世医家均秉承其理论，不断开拓出茶的药用功效来。陆羽则集合前人有关茶的文献之大成，编写出《茶经》，此书不仅内容丰富能承前启后，而且奠定了茶在整个中华历史中的重要地位。使人们在对茶叶有药效认识的同时，也认识到茶已成为中华文化基因的一个重要部分。

       斐汶《茶述》云“其性精清，其味浩洁，其用涤烦，其功致和。参百品而不混，越众饮而独高。”及卢仝的“七碗茶”“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吃不得，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则将茶的功效上升至抽象的精神感悟，对于茶的养生意义作出了积极的肯定。更有许多唐诗来讴歌茶的贡献，如李白的“根柯洒芳津，采服润肌骨”；颜真卿的“流华净肌骨，疏瀹涤心源”；吕岩的“增渌清气入肌肤”，说明茶有去油润泽、洁净肌骨之效：又如曹邺云“六腑睡神去，数朝诗思清”；齐己诗“味出诗魔乱，香搜睡思清”，说明茶能凝神除眠，使人才思敏捷；诗僧皎然的《饮茶歌》不仅说明茶能排遣孤闷，明心见性，更是让人脱胎换骨、羽化成仙之品。

       至宋代茶业飞速发展，中医茶疗的使用方法和运用范围逐渐扩大，如《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即列有药茶专篇。其中的槐芽茶方、上萝叶茶方、皂荚芽茶方、石楠芽茶方中不再专注于茶的本草药效研究，而是将重点转向了茶的制作工艺及服饮方法在方剂中的运用，这使得中医茶疗在发展上迈出了新的一步。与此同时，随着唐宋时期社会文明高度发达、各种思维交会融合，以儒释道三家与茶相结合所产生的茶道文化应运而生，茶道文化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又与中医调神养生的理论和实践构成良性互动，经过岁月沉淀后，确立了以茶为中心的茶道养生方法。至明清时期，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对茶进行了系统性总结，指出“茶苦而寒，阴中之阴，沉也，降也，最能降火。火为百病，火降则上清矣。然火有五，火有虚实。若少壮胃健之人，心肺脾胃之火多盛，故与茶相宜。温饮则火因寒气而下降，热饮则茶借火气而升散，又兼解酒食之毒，使人神思爽，不昏不睡，此茶之功也……。”在其文中附含茶药方16则，不含茶的“代茶饮”10则，都一一详加考证记载。在这之后不但有大量行之有效的茶疗方剂问世并且被推广开来，而且临床医家更为注重制艺服饮在临床上的运用。

　　如：茶疗剂型由原先汤剂、丸剂，发展为汤剂、丸剂、散剂、冲剂、代茶饮等多种；应用方法发展成饮服、调服、和服、顿服、噙服、含漱、滴入、调敷、贴敷，擦、涂、熏等。在《慈禧光绪医方选议》更有大量的实例记载，可见当时中医茶疗盛行于世。茶人墨客在著述中谈论养生茶疗者颇多，最具代表性的为《遵生八笺》中“茶泉类”专论一章，集中谈论识茶、采茶、泡茶等茶事活动中能带给人们的一种亲近自然的养生状态。《寿世青编》中所述的“十二时无病法”更是强调了茶在养生保健中的重要地位。这种以养生为主的中医茶疗侧重文化的表达，贴近日常生活，自然融入到社会当中。

      20世纪后期以来，由于西方文化思想全面引入中国，中华传统文化相应遭受强烈冲击，中医也经历了一个由中西汇通渐变到中西结合的理念更新过程。中医茶疗在这种背景之下，步入到一个全新的开拓创新时期。在药理及生化等新型科学实验方法的积极推动下，人们对茶叶的药用有效组份及其功效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研究出茶叶中含有的45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又以茶多酚、生物碱、茶多糖、茶色素、维生素、氨基酸、矿物质元素等为主要成分。这种全新的视角给中医茶疗带来了新的治疗方式，随着中药炼制技术的不断进步，将有效组分制成胶嚢的保健品已成为了时下的流行商品。人们更是设计出袋泡茶、速溶茶、浓缩茶及罐装茶等更为简便的饮茶方式使得人们越来越乐于接受这种创新型的中医茶疗，近年来我们茶宗也先后针对时下的流行病开发了不少的代饮茶剂产品就属此例。

       茶不仅仅是万病之药，当然它也是食品，可做汤羹美味。原始社会人类除了采集野果直接充饥外，也会挖掘野菜及摘取某些树木的幼芽嫩叶和稻米一起放在陶制的釜鼎（锅）内熬煮成粥，“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指的是茶叶作为药用的开始；商周时期发展饮食茶叶；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茶蜜皆纳贡之。”这一记载表明在周朝的武王伐纣时，巴国就已经以茶与其他珍贵产品纳贡与周武王了。《华阳国志》中还记载，那时已经有了人工栽培的茶园。 西汉王褒《僮约》：“烹荼尽具”，“武阳买荼”，经考该荼即今茶。近年长沙马王堆西汉墓中，发现陪葬清册中有"一笥"和“一笥"竹简文和木刻文，经查证"笥"即"槚"的异体字，说明当时湖南饮茶颇广。我们现在还饮用着与很古老的祖先相同的饮料，确实是很使人心潮澎湃的事情。能够给我们很多的遐想。春秋战国时期，茶叶已传播至黄河中下游地区了。据《晏子春秋》记载，春秋时期婴相齐竟公时（公元前547---公园前490年）"食脱粟之饭，炙三弋五卵，茗茶而已"。表明茶叶已作为菜肴汤料，供人食用。饮茶起源于巴蜀，始于西汉。汉代茶叶作为饮料食用，中国饮茶始于西汉有史可据。但在西汉时期，中国只有四川一带饮茶，两汉时期，茶作为四川的特产，通过进贡的渠道，首先传到京都长安，并逐渐向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陕西、河南等北方地区传播；另一方面，四川的饮茶风尚沿水路顺长江而传播到长江中下游地区。

　　从西汉直到三国时期，在巴蜀之外，茶是供上层社会享用的珍稀之品，饮茶限于王公朝仕，民间可能很少饮茶。到了魏晋、南北朝，饮茶之风传播到长江中下游地区，成为日常饮料。茶由巴蜀向中原广大地区传播，茶叶生产地区不断扩大，饮茶从上层社会逐渐向民间发展。从晋代开始，佛教、道教徒与茶结缘，以茶养生，以茶助修行。从饮茶起就有了客来敬茶的礼节，到两晋南北朝时，客来敬茶成了普遍的礼仪。两晋南北朝，茶文学初步兴起，产生了《荈赋》等名篇，中华茶艺亦于西晋时萌芽。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空前兴盛的时期，也是我国古代茶业大发展的时期。经过几个世纪的积累，饮茶风气普及全国。唐代饮茶盛行与佛教的盛行有很深的渊源，和尚坐禅，靠喝茶充饥提神，佛门茶事盛行，带动信佛的善男信女饮茶，促进了饮茶风气在社会上的普及。中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载：“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大兴禅教。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侠，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封演认为禅宗促进了北方饮茶的形成，唐代开元以后，中国的“茶道”大行。特别是在陆羽出现后，茶道兴盛。他潜心研究茶事，积十余年心得，撰写《茶经》一书，这是世界上第一部最完备的综合性茶学专著，对中国的茶叶生产和饮茶风气的传播都起了很大的作用。陆羽也因此被后人称为茶圣、茶神。陆羽《茶经·六之饮》称：“……以为比屋之饮。”《茶经》认为当时饮茶之风扩散到民间，都把茶当作家常饮料。不仅中原广大地区饮茶，而且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也饮茶，甚至出现了茶水铺，“不问道俗，投钱取饮。”中国的茶叶和饮茶方式也是在唐代才大量向国外传播的，特别是对朝鲜的日本的影响很大。

       “茶兴于唐而盛于宋”。事实上研究茶，特别是斗茶，都不能忽略了江采萍，这个来自福建莆田的佳人是值得浓彩一笔的。据《梅妃传》记载，唐开元年间，玄宗皇帝曾与梅妃斗茶，顾诸王戏曰：此梅精也，吹白玉笛，作惊鸿舞，一座光辉，今斗茶又胜于朕矣。梅妃闻言，下拜应声曰：草木之战，误胜陛下，设使调和四海，烹饮鼎鼐，万乘自有宪法，贱妾何能较胜负也？这则记载虽然没有描述斗茶的具体情况，但我们可以知道早在唐代斗茶就盛行于宫廷之间了。同时也从另一方面告诉世人，我们茶宗的亚圣太祖蔡襄之所以能写下《茶录》这本不朽的名著，完全得益于莆田自古已然的饮茶氛围。斗茶促进了当时制茶技术的提高和饮茶方式的完善。宋代饮茶风气的兴盛还反映在都市里的茶馆文化非常发达。茶馆早在唐代就已出现，到了宋代则更为兴盛，且装饰雅致，各有特色，茶具精美，茶叶品质众多，乐曲声悠扬，已具有浑厚的文化氛围。

　　茶与文化（诗、书、画、歌）的融合，在宋代特别突出，几乎所有的诗人都写过咏茶诗歌。宋代的画家们也绘了许多反映茶事的绘画作品，流传至今的如《清明上河图》反映当时首都汴京临河的茶馆景象，宋徽宗赵佶反映斗茶场面的《文会图》，描绘卢仝饮茶的《卢仝烹茶图》。到了元代，饼茶逐渐衰落，以散茶、末茶为主，制茶工艺已与现代蒸青绿茶的工艺差不多，民间大众已大多饮用散茶。历史上正式废除团饼茶的是明太祖朱元璋，皇室提倡饮用散茶，民间自然蔚然成风，并将煎煮法改为冲泡法，这是饮茶方法史上的一次革命。明代在茶叶生产上有许多重要的发明创造，在绿茶生产上除了改进蒸青技术外，还产生了炒青技术，即采摘后的茶叶不须经过蒸熟，而是用热锅手炒杀青。其次是花茶的生产，花茶出现于宋代，当时是以龙脑香入茶。蔡襄《茶录》就有提到：“茶有真香，而入贡者……以龙脑和膏，欲助茶香。”南宋时有用茉莉花焙茶，到明代，许多花都可以用用来窨制花茶。再次是乌龙茶，大约在明中期就已出现于武夷山，后来传播至闽南、潮汕及台湾等地。红茶也是起于明而盛于清的，最早在福建崇安一带，开始生产的是小种红茶，后演变为工夫红茶，其生产技术还传播到安徽、江西各地。

        明清时期在茶饮方面的最大成就是“工夫茶艺”的完善。工夫茶是适应叶茶撮泡的需要经过文人雅士的加工提炼而成的品茶技艺，大约在明代形成于江浙一带，扩展到闽粤等地，在清代转移到闽南、潮汕一带为中心，至今以“潮汕工夫茶”享有盛誉。明清时期的茶文化在文化艺术方面的成就，除了茶诗茶画外，还产生了众多的茶歌、茶舞和采茶戏。采茶戏大约在明代中期以后在江西的赣南九龙山一带产生，至清代兴盛起来，传播到邻省各地，这要算是明清茶文化史上的一个重大成就。另外明朝时期的郑和下西洋和汉宝丽公主下嫁南洋，都将茶叶及其工艺和泡饮方法，带到了大西洋沿线30多个国家，为我国丝路文化做出了先驱和榜样，历史同样不会忘记他们。到清代后期，我国茶叶生产开始由盛而衰，十九世纪后半叶，我国年均产茶二十几万吨，出口茶叶十几万吨，出口量占当时世界茶叶贸易的80%以上，但到了二十世纪初，由于列强入侵，茶叶生产一落千丈。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高度重视经济，茶叶生产有了飞速发展，我国的茶园面积占世界第一位，产量占世界第二位，出口量占世界第三位，乌龙茶在日本历久不衰，并在韩国和南亚深受青睐，花茶在中东和俄罗斯广受欢迎。随着科学的进步、工业的发达，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茶叶消费已开始向多元化和有益健康的方向发展，二十一世纪的茶饮料的消费将有辉煌的前景。现在我国政府号召的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更是茶业走向世界，再度兴起丝路辉煌的时期，一带一路无疑将成为茶业在新时期新经济形势下又一个市场红利，所以我说茶自古盛行不衰，可名四海，闻八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