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茶三字经注译(14)》

第十四讲：

大元朝     删繁简     榷茶制     促发展

入药膳     养生餐     诗曲赋     皆记善

道修真     法自然     行边貿     重税管

       据《元史·舆服制》载：“世祖统一天下，近取金宋，远法汉唐”，元代在建朝之前便开始学习当时中原的管理制度和民俗文化，在元朝建立之后，唐宋时期的茶文化也被蒙古人所继承并发展创新，形成了特点鲜明的元代茶文化。

       13世纪初期，蒙古人的饮料以马奶酒和各种家畜的奶为主，随着蒙古疆域的不断扩张，蒙古人逐渐受到金朝饮茶风气的影响。元朝建立后，蒙古人将自身的族群风俗和饮食习惯带到中原，茶和茶具从宋人的崇金贵银、夸豪斗富进入到了返璞归真、删繁就简的境界。元代时期常用的茶具仅有执壶、高足杯、盏、盏托、碗、盖罐等，往日习见于宋、辽人茶室中的碾、罗、风炉等均不见踪影。元代时人们饮茶已逐渐减少了对香料的使用，取而代之的是更具有蒙古特色的酥油、炒米等，这种以酥油入茶的饮用方式也逐渐传播到汉族和其它民族，现在藏族同胞所喝的酥油茶便源于此。元代时朝廷贡茶虽仍以团饼为主，但饮用散茶和直接用沸水冲泡散茶的饮茶方式——“泡茶法”开始被贵族和文人阶层所提倡并逐渐流行开来，成为了当时主流的饮茶方式。

       元代时期汉族和蒙古族的制茶方式互相融合，在宋代香茶制作的基础上发展形成了品种多样、完整典型的花茶加工工艺，元代袁桷（jué）诗中写道：“山后天寒不识花，家家高晒芍药芽。南客初来未谙俗，下马入门犹索茶”。描绘出了当时普通百姓家家制作花茶的画面，体现出花茶加工工艺在民间的广泛普及。元代时期的茶文化经历着从饮茶方式、器具到制茶工艺的重要转变，散茶的普及、泡茶法的使用和花茶制作工艺的完备对中华茶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在中国古代茶文化的发展史上，唐宋和明清是两个高峰阶段。元代茶文化的发展，虽然没有唐宋那样强盛，但也没有停滞不前。元朝时期，因为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生活在了一起，反而使得当时的茶文化展现出与众不同的特色。元代榷茶，也就是茶叶专卖制度，封建政府官营榷茶用以补充国家的财政收入。榷茶制度始见于中国唐代，元代榷茶制度沿袭宋代的“茶引法”，利用茶引来区分官茶、私茶，并通过对茶引征税的方式实现政府的榷税利益。元政府设置管理榷茶事务的机构。榷茶都转运司是榷茶的地方最高管理机构，具体办课事务由其下属提举司官员执行，提举司官吏将据引发放给当地茶商和茶户，并向他们征收课税。元代榷茶制度采取官卖商销的形式,茶商贩茶需按照纳课请据、凭据取茶、以据换引、凭引运销，贩毕退引的步骤进行，这套程序使得商人的作用表现得更加充分。可见当时的榷茶制度极大地促进了元代的经济与发展。

　　元代的宫廷饮料有几种会加入特殊佐料，那便是都会加入酥油，也就是现在的酥油茶。藏族特色的酥油茶是用酥油和浓茶加工而成。先将适量酥油放入特制的桶中，佐以食盐，再注入熬煮的浓茶汁，用木柄反复捣拌，使酥油与茶汁溶为一体，呈乳状即成。有御寒提神醒脑、生津止渴的作用。

       应该说元代在茶饮习俗上是发生了重大变化的。唐宋时期的茶叶消费生产，多以饼茶为主。但是到了元代，除了继续使用饼茶之外，又出现了一种新的消费方法，那就是散茶——即用沸水直接冲泡茶叶。散茶出现之后，迅速在平民中普及开来，喝散茶，节省了备茶过程的许多繁文缛节。

       在元代不得不讲一个人，太医忽思慧，他的《饮膳正要》被后人称为“药茶的集大成者”，它对贵族社会中多种药茶的记录可略微管窥。如记述枸杞茶制作：“枸杞五斗，水淘洗净，去浮麦，焙干，用白布简净去蒂尊黑色，选拣红熟者，先用雀舌茶展溲碾子，茶芽不用，次碾枸杞为细末。”然后空腹饮用，香茶以白茶袋、龙脑成片者三钱、百药煎五分、麝香二钱组成，研细后用香粳米熬粥和成剂印作药饼。

       邹铉编的《寿亲养老新书》记载了“食治老人热风下血,明目益气，除邪治齿疼，利脏腑顺气"的槐茶方和“食治老人风冷痹，筋脉缓急"的苍耳茶,两个药茶首开老年养生保健专用药茶的先河。

　　蒙古族入主中原后，吸收汉族某些的饮茶方式，结合了本民族的饮食文化特点，形成了较前代更为新颖的宫廷御用茶药膳，如玉磨茶、范殿帅茶、紫笋雀舌茶、女须儿茶、西番茶、清茶、炒茶、兰膏茶、酥签茶、建汤茶、香茶等药茶的制法，兹不赘述。

      “凡诸茶，味甘苦微寒，无毒。去痰热，止渴，利小便，消食下气，清神少睡。”可见，上述几种茶，均有止渴祛痰，通便，消食解气，令人清神少睡的药效。制作这些茶所使用的枸杞、麝香、龙脑等都是不可多得的药品，具有通关理气的作用，枸杞也有滋肾补肝的作用。此外还有王好古编著的《汤液本草》中记载：“茗苦茶，气微寒，味苦、甘，无毒。入手足厥阴经，清头目……苦以泄之，其体下行，如何是清目。”讲的是茶具有清利头目、消暑解渴的药效。

       对于药茶，王旭《枸杞茶》诗云：“为爱仙岩夜吠灵，故将服食助长生。和霜捣作丹砂屑，入水煎成沆瀣羹。颊舌留甘无俗味，旗枪通谱亦虚名。臞儒要炼飞升骨，莫厌秋风古废城。”写的是他在古废城（古西夏城），捣枸杞和茶煎汤，饮之齿颊留香，忘却古废城的秋风，获得肌骨通清的享受。

        最有名的还有关于芍药茶的记载，芍药茶为塞北特产，将芍药芽叶晒干后用来泡茶，此有袁桷《途中竹枝词——次韵继学》诗云：“山后天寒不识花，家家高晒芍药芽。南客初来未谙俗，下马入门犹索茶。”由《饮膳正要》可知，“膳”字一词乃古代达官贵人所用，再从药品的珍贵程度可看出这种饮药茶方式是唯特权阶层所享受的，普通百姓恐难享用，从而造就了一种不同以往的元代药茶文化。

       “腊茶”又名团、饼茶，被当作贡茶。其中的“腊”字，取早春之义。因为茶汁泛乳色，与溶蜡相似，所以也称之为“蜡茶”。腊茶在陆羽《茶经》中有所记载，到了宋代，关于腊茶的记载，有欧阳修《归田录》：“腊茶出于剑、建，草茶盛于两浙。”沈括《梦溪笔谈·药议》：“如腊茶之有滴乳、白乳之品，岂可各是一物？”刘克庄《浪淘沙·茶词》：“老去淡生涯，虚掷年华，腊茶盂子太清些。”可见腊茶在元代前就有了，在元代时成为了主要茶类。

       据元代王祯《农书》记载：“蜡茶最贵，而制作亦不凡：择上等嫩芽，细碾，入罗，杂脑子诸香膏油，调齐如法，印作饼子。制样任巧，候干，仍以香膏油润饰之。其制有大小龙团，带胯之异，此品惟充贡献，民间罕见之……间有他造者，色香味俱不及腊茶。”可见腊茶之色香味及其制作工艺尤为罕见。另在书中载：“茶之用有三：曰茗茶，曰末茶，曰蜡茶。凡茗煎者择嫩芽，先以汤泡去熏气，以汤煎饮之。今南方多效此。”由此可知，当时的茶类有茗茶、末茶、腊茶三种，而腊茶已是皇亲国戚等贵族享用的贡品，制作方式较为复杂。据吕老维新考证，这种腊茶具有一定的药理作用，属于药茶文化范畴，对于长期食肉的马背民族有解腻的消食功效，适合游牧民族饮用。明人撰修《元史·食货志》时说：“至顺之后，无籍可考。他如范殿帅茶、西番大叶茶、建宁胯茶，亦无从知其始末，故皆不著。”。有关茶文化的内容散见于各类散曲、诗、词、曲、札记、杂剧、小令中，不同文学体裁下的茶文化，在元代茶事活动中层出不穷，诸如元散曲、元杂剧、元词、小令、笔记等文献中都有关于茶的记载。

       在元代文人所作诗词中，烹茶煮茶比比皆是，似最为常见。元代饮膳太医忽思慧著《饮膳正要》中载，元武宗放鹰捕鹅后“口渴思茶”，普兰奚国公“煎茶以进”。官拜中书省政事、建议忽必烈将蒙古改名为“大元”的刘秉忠曾在《南乡子》一词中感慨游子生涯。词末句“扫地焚香自煮茶”，恰似苏轼“一樽还酹江月”的无奈与洒脱。元四家之一的倪瓒也曾在潇潇夜雨中，煮茶品香：“隐几萧条听坞雨，竹林烟幕煮茶香”。赵孟頫名作《斗茶图》生动展现了元代斗茶的热络场面。四茶贩或注水冲点，或端杯观望，其旁挑担有圆有方，茶炉、汤瓶、茶壶、茶盏，各类茶具兼有。在几处元代墓葬壁画中，亦有表现备茶点茶之场景：山西省屯留县康庄村2号元墓壁画，绘一侍女正以茶筅击沸，另一侍女持汤瓶候汤；内蒙古赤峰沙子山2号元墓壁画，绘仆从以汤瓶将水注入盏中，另一侍者手执茶筅，正于盏中击沸，一梳髻女子在前景桌旁拨动炭火烧水。古人事死如事生之理念下，墓葬中绘制点茶情境，当为墓主人极其珍视、不可或缺的生活片段，亦是墓主人品味、生活品质，乃至身份地位的象征。茶既是在世者的享受，亦承载着墓主人对身后生活的热盼。如王祯所写，饼茶曾进贡元代宫廷。赵孟熧《御园茶记》中记载了至元六年（1279）进献福建石乳团茶至元代宫廷。“石乳”为饼茶的一种，饮用方式类同点茶。曾被召为翰林待制的杜本也在诗中写道，“好将龙凤饼，裹以玉雪囊。特之献天子，补益未可量”。诗中虽难以看出杜本是否真的进贡了饼茶，但从他的推测中，不难看出元代帝王与宋代一样，皆好龙凤团茶。

       政治家耶律楚材似曾将饼茶赠予西域蒲华城的蒲察元帅，载于其诗作《西域蒲华城赠蒲察元帅》中。蒲华城位于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境内，耶律楚材曾随成吉思汗西征至此。据诗中所述，耶律楚材曾将饼茶作为给异域将军的见面礼，级别当不及贡茶，但亦有国礼性质。此外也有“小饼茶”供非皇亲贵族享用。如周权诗中曾写，“团香小饼分僧供，折足寒铛对客烹”。此处的“小饼”似曾为供养僧人之用，也非寻常百姓所能品饮

       散茶中较为著名者有范殿帅茶，为两浙大都督范文虎在浙江慈溪设茶局所制贡茶。产自江苏的紫笋茶亦是贡茶之一。诗人笔下还可以读到“武夷茶”，有“仙人应爱武夷茶，旋汲新泉煮嫩芽”之语。元人品茶亦颇考究，自煮茶之水便得窥一二。《农书》中言烹茶当用活水，并给出了水质的排序：山泉水为上，江水次之，井水为下。但万事皆不绝对，排名最后的井水也有口感惊艳者。当普兰奚国公为元武宗备茶时，国公亲自到各个井选水，只有一口井的水清甘。以之煎茶奉元武宗，皇帝颇为欣喜，命在井上盖亭，其旁建观音堂，并让每天必须来这里取水给皇帝饮用，“所造汤茶比诸水殊胜”。此外，不少元诗中都提到了以雪水煮茶，如刘敏中书“旋扫太初岩顶雪，细烹阳羡贡余茶”。号称“天下第二泉”的惠山泉也时为元人烹茶所用，赵孟頫便在《留题惠山》中言，“南朝古寺惠山前，裹茗来寻第二泉”。柯九思更将泉水、雪水共用，“汲得泉归和雪煮，地炉茶熟带清香”。泉水、江水、井水、雪水，元代如此前的每一代爱茶人一样，广泛而细腻地品评着天地间的种种恩赐，打造出最可心的一口茶。

　　元代饮茶方法虽与宋朝同为煎煮、点沸，但所煮所点的内容，却时有不同。同样是煮茶，刘敏中在《浣溪沙》中记录了一种方法，所烹为阳羡茶，方法是“取太初岩顶雪，和以山西羊酥，以石灶活火烹之”。再以《饮膳正要》记载的几类“茶”为例。有在末茶的基础上，加“酥油同搅，沸汤点之”，名曰“酥签”。亦有将紫笋芽茶与苏门炒米各五十斤拌匀，入玉磨内碾磨成茶（名曰“玉磨茶”），再与“头面酥油同搅成膏，沸汤点之”。茶、米、酥油混合，名曰“兰膏”。

       茶的“烹调”方式也有别致之处。元人会“用铁锅烧赤，以马思哥油、牛奶子、茶芽同炒”，名曰“炒茶”。此外，元代文献中记载的各类茶，有些并非惯常狭义所指的“茶”。如《饮膳正要》及《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中被列入诸般茶品的“孩儿茶”，据陈高华考证是“海外出产的一种药物，元代前期即已传入中国，元代常以此物和其他香料碾细混合加工成块状，用来含嚼，有生津醒酒的功效，颇为流行”。或许正是蒙元时期广泛的地域、文化流动交流，造就了诸如“孩儿茶”之类流入中原。其非我们今日所言狭义的“茶”，但在元代人的概念中，这些都是当时流行的茶品。

        品饮方式沿袭宋朝，茶具也相承袭。煮茶之器下设风炉，用以生火，亦名“茶炉”、“茶灶”、“竹炉”，有诗云“笔床茶灶总相随”，可知茶灶有类似笔床之文房意味，清新雅然；炉上设煮茶器，名“铛”、“鼎”、“石鼎”等等，诗中多有吟诵，如“茶铛煮瀑共谈诗”、“茶鼎夜烹千古雪”、“石鼎煎茶气味新”，当为煮茶佳器。前述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陆羽烹茶图》中，绘童子面前置一鼎式茶炉，上置类似茶釜的烧器，当为煮茶标配之一。《农书》中还提及了茶饼所需解茶的用具：“纸里槌碎用茶铃，微炙，旋入碾罗。茶铃屈金铁为之，砧用石，椎用木”。此外，在元代将“茶”之概念拓展延伸的语境下，茶具的范畴似乎也该随之扩大。“炒茶”所用的“铁锅”是否也可暂且纳入“茶具”一类？

　　元杂剧是元代民间艺术，是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其特点是语言通俗易懂、直白流畅，文风幽默、逗趣、俏皮，它的主题主要是源于生活、揭示生活内涵，反映人情事态、揭示社会矛盾。作为元代民俗文学的代表，其中也有与茶事相关的民俗文化，主要以马致远、王实甫为代表。作为元曲“四大家”的马致远，在其杂剧中肯定少不了对茶事的相关记载。《青衫泪》中正旦唱：“遮莫他耳听春雷，茶吐枪旗，着那厢赶到五岭三湘建溪，千相思九万里”。《陈博高卧》中色旦唱：“我与先生奉一杯茶，先生试尝这茶如何？”正宋云：“是好茶也。”唱：“这茶呵，采的一旗半枪，来从五岭三湘，注一瓯瑞雪春，生两腋松风响。润不得七碗枯肠，辜负一醉无忧老杜康，谁信你卢仝健忘”。第一则杂剧体现了以茶寄相思，以茶表相思之情。

       第二除了客来奉茶外，还表述了元代产茶的地区，如文中提到的产茶之地有三湘、五岭、建溪等，这其中也体现了马致远借用杜康、卢仝七碗的典故来抒发自己的饮茶情思。戏曲作家王实甫亦有茶事记载.其《丽堂春》绵搭絮唱：“也无那采薪的樵子，耕种的农夫，往来的商贾，谈笑的鸿儒，做伴的茶、药、琴、棋、笔、砚、书”。谈笑鸿儒、商贾富人、山间樵夫，每人随身携带茶，随时解渴益思，这些均体现了茶是士、农、工、商各阶层的人们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马致远、王实甫作为元代杂曲戏剧的大师，在他们的文章中出现茶事，是再正常不过了，他们的作品也反映了茶文化在民间发展的状态，几乎遍布各阶层。另外，关于元代茶文学的特征可以从其他诗词、散曲中窥探一二。元代诗词虽不如唐宋之盛，但也有其特别之处。在道教、文人墨客的诗词中亦有体现，其特点足以较前代而为之独树一帜、另赋新意。此外，元散曲也有元代诗人避世修行，借茶修心的茶文化。

　　宋元时期，是道教发展的又一个阶段，道教徒借茶修行、以茶悟道的故事层出不穷，其中以“北七真”之一“丹阳真人马钰”为代表。其在修道悟道之间也写下不少与茶相关的脍炙人口的诗词散曲。

《瑞鹧鸪·咏茶》

       卢仝七碗已升天，拨雪黄芽傲睡仙。虽是旗枪为绝品，亦凭水火结良缘。 兔毫盏热铺金蕊，蟹眼汤煎泻玉泉。昨日一杯醒宿酒，至今神爽不能言。

《长思仙·茶》

       一枪茶，二旗茶，休献机心名利家。无眠为作差。 无为茶，自然茶，天赐休心与道家，无眠功行加。

       道家思想主张清净无为、道法自然，而茶作为一种自然的饮品，符合道家“修心”以养性的宗旨，是道家的灵丹妙药，饮茶使人清心寡欲，有助于道家的修行。

        道家以茶明志，以茶助修行，以期证得长生，同渡太上境界。全真派重阳祖师王喆的《解佩令·茶肆》也是写到茶无绝品，至真为上，轻轻吸来、神清气爽。有助于解新词、伴唱和，该词如下：茶无绝品，至真为上。相邀命、贵宾来往。盏热瓶煎，水沸时，云翻雪浪。轻轻吸，气清神爽。 卢仝七碗，吃来豁畅。知滋味，赵州和尚。解佩新词，王害风，新成同唱。月明中，四人分朗。

       此中境界也许只有元代词人姬翼能够体会，他的《东风第一枝·咏茶》唱“坼封缄、龙团辟破，柏树机关先见。……这一则、全提公案，宜受用，不烦笼劝。涤尘襟、静尽无余，开心月、清凉一片。群魔电扫，莹中外、独露元真。会玉川、携手蓬瀛。留连水晶宫殿。”此曲写出侠士之风，诗话了喝茶者的生活，抒发主人翁在品茶中的去除涤滞，扫荡群魔，神交玉川子卢仝的开心之情，大有卢仝“乘此东风归蓬莱”之风。

　　散曲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在元代极为兴盛风行，因此元代又有茶事散曲的出现，为茶文学增添了新的形式。“雅”趣茶文化，当以李德载的[中吕]《喜春来·赠茶肆》十首为代表,节选其五首，如下：

（其一）

茶烟一缕轻轻飏，搅动兰膏四座香，

烹煎妙手赛维扬，非是谎，下马试来尝。

（其二）

黄金碾畔香尘细，碧玉瓯中白雪飞，

扫醒破闷和脾胃，风韵美，唤醒睡希夷。

（其三）

蒙山顶上春光早，扬子江心水味高，

陶家学士更风骚。应笑倒，销金帐饮羊羔。         

       由于元代涉及茶文化的诗词甚多，茶文化中的道教思想尤为突出但与其他不同，从上面词曲中可看出，此时的人主要以茶修心，以茶明志，这在元代词曲中，不胜枚举，上述所列仅冰山一角。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涉及到茶事的，反映世俗市民茶文化。

　　元代市民文学中写到贩茶船与茶商的茶事屡见不鲜，这也从侧面反映了茶叶市场贸易的繁荣，如元代残曲中就有不少，王和卿云：“读书人窘，贩茶客富，爱钱娘严。”关汉卿云：“贩茶客船，做了搬愁旅店。员外心坚，使了贩茶船”。王晔云：“一个将百十引江茶问肯，一个将数十联诗句求亲，心事纷纭。待嫁了茶商，怕误了诗人，只为贪钱，将个婵娟，卖上茶船”。这些“世俗散曲”无不反映在贩茶船与茶商交易茶叶时所发生的实际的民间茶文化。这也是世俗茶文化中的亮点，它们写尽世俗百态、人情世故，令人今日读来仍有意义。

       综上所述，元代茶文学特征从元词、散曲中可窥见一二，从市民文学中亦可了解一二。另有一些涉及到婚丧嫁娶、衣食住行的元代茶礼仪，下文述之。

       茶在元人生活中同唐宋时代一样，在走门串户、文人交流、婚丧嫁娶的礼仪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茶俗、茶礼。元代茶文化这方面的特色在相关文献资料中亦有所记载。王恽《商鼎歌·序》云：“回视晋楚之富，赵孟之贵，不啻如云烟之过目。遇佳客踵门，焚香煮茗，尽发秘藏为序说家数，评论其优劣，雍容文雅，有都城故家风味，信足称也”[3]。偶遇客人串门，便焚香煮茶待客，历述家数秘藏，这是元代人的待客之道，也是中国人这几千年来的待客之法。

       同样还有文人雅士之间的待客之法，如刘辰翁《读易堂记》云：“余去年过大秀，鲁道人闻余至，穿林取疾，延客坐堂上，拾炭煮泉焚香供茗，语小渴复供，阅春雨数品。明日从余郁木欲攀萝径，或曰:雪未消，且住此两日半，共一卦气至今，再卜其胜，亦不可得。日异庵道人至，问：鲁叟何如？曰：日健饭喜茗如昨。余曰：是真能读《易》者！坐久，复听泉声琅然，笔记中描写了春至雪未消融，细雨中汲水煮茗，与老叟“春寒料峭话春茶，顺口便把《易经》说”乐趣之事。

       元代客来敬茶，自然是毋庸置疑，而耶律楚材的一句“清茶佳果饯行路，远胜浊酒烹驼蹄。”则将茶的功用扩展至了送别饯行。茶也用于祭祀之礼，如王恽《为姓氏告亡妻文》云：“维丁亥岁六月十八日丁丑，夫恽谨以茶果之奠，告于夫人之灵”[3]以茶果祭告亡妻。此外，在他的《祭靖应真人姜公文》中也记载了用茶果祭祀好友的事件“大元国至元十一年，岁在甲戌，二月戊申朔，十有二日己未，承直郎平阳路总管府判官王某，谨以茗果之奠，设祭于祭靖应真人姜公之灵”。

        其次，还有元·释大䜣的《蒲室集》卷十三《祭照元晦文》云：“延祐六年八月三日，元晦照公书记示寂于湖之余庆庵，越八日讣至。明日，南山友人四明觉恩、建安自如、豫章大䜣等，具汤茗时羞之奠，为文而祭之”。岳伯川的《吕洞宾度铁拐李岳》云：“我和你十七八，共枕同眠二十载，儿女姻缘，一脚儿地，停尸在眼前，则落得酒茶浇奠”。以上所列，有祭茶怀友、祭茶思妻之事，均是把茶皆作为祭祀怀人之用。

       从上述文献资料中可知，茶已成为元代人生活中或不可缺的一部分，已融入生活习俗的方方面面。较之唐宋，更为突显的是茶具有精神寄托和祭祀先人、缅怀先人和逝去好友的意义。

　　元朝统治疆域极广，是一个地跨亚欧的大帝国，元朝统一中国以后，蒙古高原、大江南北，进入版图。蒙古人是游牧民族，在他们的根据地优良马匹成群。换而言之，元朝本身已保有优良的马匹，不必求于藏族。    

       因此到了元朝，由政府控制的茶叶互市较前代少。但是，由于藏族始终需茶，同时为了收税和对藏族进行牵制，元朝业不放弃对茶叶买卖的控制。至元五年(1268年)，元朝开始在成都征茶税，据《文献通考》所载，元世祖至元五年，榷成都茶于京兆巩昌置局发卖，私自采卖者其罪于私盐同。至元六年七月，立西蜀四川盐榷茶场使司。至元十三年，恢复南宋的茶引制，且分“长引”和“短引”两种。至元十四年，设置榷茶场，与吐蕃贸易。另据《元史·世祖本纪》载：“设置榷场于碉门、黎州与吐蕃贸易”。碉门、黎州均在今四川境内，据吕老维新考证，这里的贸易指的是“以货换货”，即是指将中原地区的物质与西藏地区的物质交换的一种方式。

       另外，元朝在吐蕃地区分别设官治理，没有必要像宋朝那样用茶叶来羁縻吐蕃的策略，它只重视征收茶税，使得以茶换马的贸易不再重现。这相较于其他朝代繁荣的茶马贸易情况,不失为元代茶马制度文化的一大特点。这实际上是指茶马贸易制度处于“徒有其名，却无大用”的状态，也就是说此时的茶马互市制度有名而无实，停滞且不前，这似乎也体现了这个马上民族某些统驭策略的深层用意，以茶换马的名存实亡在客观上切断了诸多反政府势力扩张军需的隐患，毕竟在冷兵器时代马匹极为重要的，而重税管也从另一方面增收了元代政府的边贸收益，可谓一举两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