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茶三字经注译(16)》

第十六讲:

清诸帝     好茶欢     同民享    兴肆馆

诗书赞     多文贤    白银失     列强癫

一叶茶    引战端    开国门     启闭关     

过重洋    汇百川     有典故    讲不完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被异族所统治的封建社会。那么，在中国的朝堂上，又会有什么样的汉文化饮呢？

       饮茶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礼节，也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项礼节。在那个时候茶文化是汉人的文化，而清代，满族统治下的统治者，对汉人的茶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朝廷里就成了饮茶的主要场所，帝王们也很注重喝茶，所以在朝堂里设立了一个专门的茶室，专门负责皇帝的饮茶，以应付朝堂上特别是君主们的茶水，所以这间茶室就成了朝廷里最重要的一间茶室。除了皇帝以外，皇宫里都有专门的茶室，专门用来喝茶，可见清代皇家对喝茶的重视。

       清代的皇室是爱茶的，乾隆、光绪、慈禧太后均嗜茶。“帝王嗜茶，茶为国饮”帝王茶事记载很多，乾隆“命制三清茶，以梅花、佛手、松子瀹茶，以诗记之。茶宴日即赐此茶，茶碗亦摹御制诗于上。宴毕，诸臣怀之以归。”光绪帝“晨兴，必尽一巨瓯，雨脚云花，最工选择。”而慈禧太后饮茶“喜以金银花少许入之，甚香。”宫廷茶宴精致、富贵，规模更是宏大。康熙、乾隆两朝，宫廷共举办四次“千叟宴”，宴席程序即先饮茶，后饮酒，再饮茶，讲究皇家气派，有特定的饮茶礼仪。在紫禁城中，专门设有管理用茶的机构，乾清宫东北设有御茶房。宫廷饮茶风盛讲究。

　　茶库、御茶室、茶室等，都是清朝统一后设立的一套茶馆，是内务府的一个库房，由朝廷负责收贡茶、管理茶库，康熙以后，专门负责存放各地的茶叶。

      乾隆年间，茶楼的主要储藏是贡茶，另外，还有一个专门用来喝茶的地方，每个宫中的妃子和皇子，每个月都有一定的数量，根据品级的高低，每个月的茶水数量都会增加。不管是爱喝的，还是不爱喝的，都知道一种茶，六安瓜片，除了皇后之外，其他妃嫔依次是贵妃、妃嫔，每个月的俸禄是十四两。位分较低者，每个月每个月七两；位分最低者，每个月平均为六两，按位次依次降低。除了妃嫔之外，皇子们也有自己的规矩，除了宫中的妃子们喝茶的规矩，都是内务府的广储司制定的，其他的组织在宴会上的饮茶数量，也是由广储司来决定的，按照各自的职责来分配。

　　比如，供应皇家物资的机构，每个月有两斤茶叶，内阁有五斤，万善堂有五斤。

       御茶室，是皇上专门用来泡茶的地方，专门用来泡茶，而且用的都是玉泉，除了用玉泉煮茶之外，还需要用当地的名泉来招待皇帝。御茶室的另一项任务，便是为皇帝做点心，为皇帝端茶，一般都是他的贴身太监，也是皇宫里地位最高的人，所以不需要侍女端茶，而是由宫中地位最高的侍女端茶。

       清代帝王对饮茶如此重视，身为满族与北方各少数民族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爱喝奶茶。奶茶，顾名思义，就是要在牛奶和茶里加盐，因为牛奶和茶的比例不同，所以才会有这样的茶，所以皇宫里才会有专门的茶室，用来招待客人。

       其次，在皇宫内举办各种庆典，以及外国使节来朝等重大事件时，都会送上一杯奶茶，以表敬意，这种重要的场合，甚至还会有专门的侍者。

　　皇宫里除了茶之外，还有一些花茶。花茶的制作有两种，一种是用锡瓶盛茶，用花粉在里面，用开水煮，一烧就会沸腾，然后把它晒干，这样就成了花茶。梅，兰，桂，菊花，莲花，茉莉，玫瑰，蔷薇，木槿，橘子，各种花都可以。”

       和我们今天使用的茶叶袋一样，把它倒进水里，然后用它来泡茶。第二种制茶方式是把花茶的茶坯用普通的绿茶与新鲜的花朵混合，然后慢慢的熏制，让茶叶的香味与花香混合在一起。

       朝廷里最有名的花茶是三清茶，是清高宗御制的三清茶，以梅花、松仁、佛手为原料，以其清雅、淡雅、幽香著称。《三清茶》中有一首诗：“梅的颜色，不是妖艳的，而是香醇的。松香浓郁，是三品的极品。煮时用手敲，盛时盛篮子。鼎烟升腾，生生不息。越瓯仙乳，茅屋宜禅乐。五蕴净，有一半是可以领悟的，但却不能说。香气扑鼻，生机盎然。林逋赏时节。懒举赵州之事，令人好生好笑。寒夜闻行漏，明月见玉璧。软绵绵的，唱不完。”

       自明代以来，普洱茶即作为“皇家贡茶”上贡朝廷，供皇家、贵族和大臣们品饮。普洱茶性温味香，有助消化、消积去腻的特点，适合游牧出身、肉食为主清朝满族皇亲国戚的需求。清政府规定每年茶农需上缴普洱茶3.3万公斤，由地方官吏负责组织运送。普洱茶进贡朝廷，起于雍正四年(1726年)云贵总督鄂尔泰推行“改土归流”时，应已岁贡。3年后设置“普洱府治”，控制普洱茶购销权利，推行‘岁进上用茶芽制’，选最好的普洱茶进贡朝廷，以图博得皇帝的欢心。从雍正十三年(1735年)开始普洱茶由倚邦土千总(曹当斋以后为土把总)负责采办。进贡京师的普洱茶中，极品名叫“金瓜贡茶”。《普洱茶》一书记载金瓜贡茶乃是采用西双版纳倚邦茶山之茶所制。1963年，故宫清理清宫贡茶，获两吨多，其中就有一些保存完好，最长时间达150年以上的普洱茶。有团茶(砣茶)、女儿茶、茶膏等品种，还有普洱茶精品人头茶(人头形状的茶团)1个，重约5斤，形状完整，色泽鲜明。

　　在我们平时喝药的时候，都会有一个禁忌，那就是不能喝茶，清朝的时候，把茶和药混在一起，做成了一种茶，由此可见，茶叶的药效早就被人发现了。

      《永乐大典医药典》中有关于代茶饮的记载，以及代茶饮的配制方法，这一在医书中的记载，推动了代茶饮的发展与传播。

       在朝堂上，代茶是用来治疗皇上和后宫的不适，如果情况不是很严重，就会用代茶的方式来治疗。代茶饮料有两种，一种是将茶叶和草药混合在一起，选择一种药性较弱的药物和茶叶搭配；第二种是熬制好了药，然后用滚烫的药液给自己倒上一杯，就像喝茶一样。

       在清宫里，有一种名为“仙药茶”的茶，它的主要原料是六安茶和乌龙茶，然后是紫苏叶、泽泻丝、曹蒲、山植四种药材。另一种是人参茶，用茶叶和人参泡在一起，然后熬煮，这样可以让茶变得更容易保存，可以补气，安神，生津，在喝茶的时候，可以让人心情愉悦，补充体力。

       这种独特的饮茶方法，不但可以让人体会到它的优点，还可以减轻它的苦涩，在喝它的时候，可以品尝到它的香味，减轻它的辛辣和苦涩，同时也可以帮助你的身体恢复。

　　清初的祭祀活动多以酒、物、礼相结合，《清代档案史料丛编》中有“至天坛，刑斋戒百日，焚香，祭果，祭酒，按惯例拜祭”。

      顺治时期，顺治帝倡导的茶道礼仪，至雍正、乾隆时期更上一层楼，达到了顶峰。它最显著的影响是在祭祀活动中，以茶代替了传统的饮酒，在朝会、举行经文研究等活动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清朝所举办的大规模的朝会，主要有两类：大朝会和常朝会。所谓的“上朝”，就是指皇帝将所有的官员都聚集在一起，处理一些重要的事情，而不是普通的朝堂。皇帝陛下要去太和殿，为百官赐座，百官行叩首，负责主持礼节的官员上茶，百官再次跪拜，饮尽茶水，在乾隆年间，御茶楼会为皇上准备上朝的茶，这是一种优雅的表现。所谓经筵，就是一种专门为帝王研究历史而设置的教学活动。每年春、秋两次，名为春研、秋研，在正式的研学前，皇上和大臣们要去文华殿拜孔子，百官奉上茶水，然后再坐下讲道，品茗。

        康熙年间，除了皇帝和百官参加经筵，在经筵会后的日讲活动中，还会有皇太子参与，由钦天监挑选吉日，到了最后，光禄寺奉上茶水，以示“饮毕各退”。

       饮茶既是礼俗的标志，又是人们陶冶心性、实现自我修养的一种重要手段，在清朝，满族为天下，把汉人的饮茶礼仪与礼俗融为一体，把饮茶与茶道视为帝王对汉人文化的高度认可，可见满族与汉两族在文化交融上出现了新的面貌。

       茶饮文化在清代官场更是成为一种社交规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凡至官厅及人家，……既通报，客即先至客堂，立候主人。主人出，让客，即送茶及水旱烟。”大吏见客，“除平行者外，既就坐，宾主问答，主若嫌客久坐，可先取茶碗以自送之口，宾亦随之，而仆已连声高呼‘送客’二字矣。俗谓‘端茶送客’。茶房先捧茶以待，迨主宾就坐，茶即上呈，主人为客送茶，客亦答送主人。”“客辞敬茶”或“端茶送客”约定俗成。

　　其次，满族是少数民族，他们有自己的宗教仪式，在进入关内之后，他们不但要举行自己的宗教仪式，还要举行汉人的仪式，茶叶是不可或缺的，所以，茶馆的设立也就加快了。茶饮文化在边远少数民族区域进一步拓展，满族、蒙古族、藏族、哈沙克族、回族等少数民族的饮茶习俗。满族、蒙古喜饮奶茶、乳茶、藏族的酥油茶等等，饮茶方式有所不同，但喜茶饮程度已不逊于江南及中原汉族地区。

　　清朝的痴茶、爱茶、醉茶之士，并非完全在传统中作茧自缚，他们也有鲜活的思想和勃发的创造。只是他们的真知灼见，大多融会到诗歌、小说、笔记小品和其他着述之中。下面就关于清朝茶文化做一详细介绍。

　　清朝伊始，就废弃一切禁令，允许自由种植茶叶，或设捐统收，或遇卡抽厘，以讫於民国的茶政。从此可看出：茶是人民不可缺少的主要饮料，所以才视之为："开门七件事，油、盐、柴、米、酱、醋、茶。"

　　进入封建末世的清朝，虽然有过"康乾盛世"，但终究无可挽回地走上了政治经济的式微之路。在这种新的格局下，中国茶文化虽然不免受到影响，而饮茶却更为平民化、更为普及，只是清代二百六十多年间，茶的著作只有十多种，其中有的还下落不明，与明代的盛大状况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然而，丰富地载录清代茶事的书，当首推《清稗类钞》。这部书由清末民初人徐珂采录数百种清人笔记，并叁考报章记载而辑成，大都是反映清人的思想和日常生活的。该书中关於清代的茶事记载比比皆是，如"京师饮水"、"吴我鸥喜雪水茶"、"烹茶须先验水"、"以花点茶"、"祝斗岩咏煮茶"、"杨道士善煮茶"、"以松柴活火煎茶"、"邱子明嗜工夫茶"、"叶仰之嗜茶酒"、"顾石公好茗饮"、"李客山与客啜茗"、"明泉饮普洱茶"、"宋燕生饮猴茶"、"茶癖"、"静叁品茶"、"某富翁嗜工夫茶"、"茶肆品茶"、"茗饮时食肴等等，成为清代茶道与清人"茶癖"的全景观照。

      黑格尔曾经说过：“一个民族有一群仰望星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这是指需要有理性思考和探索精神的人。但对人类文明来说，更需要仰望星空的人。自然是人类的根本，文化是人类的底色。惟有对自然和文明的贡献，才是人类的方向。惟有探索和思考，才能找到人类真正的方向：“道法自然”。而至今为止，人类文明中最接近自然的途径是茶与茶道思想精神。物质文明的前方是精神文明，生活的前方是哲学与艺术。有用是无用的基础，无用比有用更珍贵。当下许多人认为：茶有味道就行了，茶道思想精神是无用的东西；有金钱与物质就行了，精神层面是无用的东西。毫无疑问，温饱问题是精神文明的基础。但是，解决物质基础之后的人类，更需要精神文明。所以，人类不仅需要仰望星空，也需要茶道思想哲学。

　　《清稗类钞》还多方面记载了不同阶层的品饮活动。茶肆饮啜，"有盛以壶者，有盛以碗者。有坐而饮者，有卧而啜者"。进入茶肆者，"终日勤苦，偶於暇日一至茶肆，与二三知己瀹苟深谈"者有之，"日夕流连，乐而忘返，不以废时失业为可惜者"亦有之。清代京师茶馆，"茶叶与水之资，须分计之。有提壶以往者，可自备茶叶，出钱买水而已"。平日，茶馆中"汉人少涉足，八旗人士虽官至三四品，亦厕身其间，并提鸟笼，曳长裙，就广坐，作茗憩，与圉人走卒杂坐谈话，不以为忤也。然亦绝无权要中人之踪迹"。

　　在人类茶文明进入第四次大断层以来，作为茶文明承载主体的华夏中国，似乎完全遗忘了茶的光辉，只剩下饮茶的习惯与茶叶的利润。就像清末民国的文化大师们，极为嗜好饮茶，但是对茶的思想精神与美学似乎已经忘却。而全球各地的茶客，如饥似渴地品饮着美味的茶汤，也似乎从未听说过茶的伟大与风华，更不知茶的思想与哲学。惟独听说在日本有一种茶道，以缓慢固定的饮茶行为，表达着禅的思想意境。遥远的东方文化里的茶道，似乎离世界越来越远。

       在衰弱期的这段时间里，茶的发展进程充斥着各种诡异的矛盾。茶的衰弱化与世俗化的矛盾，茶的衰弱化与全球化的矛盾，文化封闭与全球化贸易的矛盾，中国六大茶类蓬勃发展与产业化机械化的矛盾，茶农愈加艰辛与全球市场需求愈加增长的矛盾，茶产量大幅增长与贸易权逐步丧失的矛盾，中国茶产业大衰退与英国茶产业大崛起的矛盾，城市茶饮普及与乡村茶饮荒漠的矛盾等等。

　　茶的衰弱期，是一段漫长而诡异的时期，这是人类茶文化的极度衰弱与饮茶全球化并存的时代。华夏的清朝、民国时期，茶以世俗化的生活方式顽强的存在着，以绿茶为主流的饮茶习惯长盛不衰。但是，华夏的思想型茶文化似乎一夜之间消失在神州大地，使得人类茶文明在不知不觉间进入了茶的衰弱期。尤其是清朝，创造力几乎消失在东方，令人瞠目结舌而不得其解。

        同时，全球的茶叶消费量急遽攀升，似乎全世界权贵与民众都在饮茶。茶的全球化流行快得令人惊讶，饮茶习惯形成得如此之迅速而顽固，或许又是历史迷雾遮住了我们的双眼，使得从来没有停下来看上一眼。

       清朝初期，华夏仍然是那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庞然大物，是茶叶全球化初期的主角，利用悠久的华夏历史遗产：茶叶、丝绸和瓷器，赚取庞大的利润来维持统治。英国著名的文化学家和历史学家、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教授——马克曼·埃利斯与两位同事撰写的《茶叶帝国：征服世界的亚洲树叶》中明确提出：“17世纪的中国令全世界敬仰，它幅员辽阔，物产丰富，财富更是难以衡量，官僚机构错综复杂，文化成就令人艳羡，有记载的历史悠久得堪比《圣经》中的故事，这让英国人更容易接受茶叶。”

       清代民国时期，基本彻底遗忘了华夏茶道思想哲学。在清朝的文化大衰退的这个时期，思想严重禁锢，创造力消失无踪。清代辉煌的小说文化象是一种文人士子的发泄。在清朝早中期茶业大发展的时候，通过欧洲商人将茶叶销售到全世界的同时，茶文化似乎消失了，象是从来没有存在过。清代曹雪芹对饮茶之道和文人高洁品行的极致追求，其实还是明代茶文化的遗存。进入清朝后期到民国时期，在英国人夺走世界茶业主导权的时候，在茶进入全球化中期的时候，似乎消失的华夏茶文化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力；然后全球无数茶客饮茶时，从不知道存在过华夏茶道思想哲学。

       中国遗失的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成就之一：茶道思想哲学。在清朝茶文化停滞与遗忘的时候，日本的茶文化再次结出了硕果。在当时的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自华夏唐宋及日本抹茶道传承下来的茶道思想哲学与美学，在冈仓天心的身上绽放出了耀眼的光彩。其书《茶之书》轰动世界，成为自宋以后最为经典的茶道巨著之一。

       1906年，冈仓天心于美国撰写发表英文专著《茶之书》，向西方阐述茶道思想和东方美学，然后轰动全美，造成了巨大的国际化影响。欧美人一看：“what？还有这么美妙的东西？这是东方文明的美学吗？这正是我们需要的东西！这正是我们需要的文化底蕴！”然后该书被选入美国中学教科书，至今仍在使用。

       而华夏大地上，已经遗失了自己所创造的伟大的华夏茶道思想哲学与茶美学，至今已达数百年之久。当然在这个衰弱期，也出现了许多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如清代陆廷灿《续茶经》（节选）熊明遇《岕山茶记》：贮茶器中，先以生炭火煅过，于烈日中曝之，令火灭，乃乱插茶中，封固罂口，覆以新砖，置于高爽近人处。霉天雨候，切忌发覆，须于清燥日开取。其空缺处，即当以箬填满，封如故，方为可久。又如《雪蕉馆记谈》：明玉珍、子昇，在重庆取涪江青蟆石为茶磨，令宫人以武隆雪锦茶碾，焙以大足县香霏亭海棠花，味倍于常。海棠无香，独此地有香，焙茶尤妙。《诗话》：顾渚涌金泉，每岁造茶时，太守先祭拜，然后水稍出。造贡茶毕，水渐减，至供堂茶毕，已减半矣。太守茶毕，遂涸。北苑龙焙泉亦然。《紫桃轩杂缀》：“天下有好茶，为凡手焙坏。有好山水，为俗子妆点坏。有好子弟，为庸师教坏。真无可奈何耳。”“匡庐顶产茶，在云雾蒸蔚中，极有胜韵，而僧拙于焙，瀹之为赤卤，岂复有茶哉。戊戌春小住东林，同门人董献可、曹不随、万南仲，手自焙茶，有‘浅碧从教如冻柳，清芬不遣杂花飞’之句。既成，色香味殆绝。”“顾渚，前朝名品，正以采摘初芽，加之法制，所谓‘罄一亩之入，仅充半环’，取精之多，自然擅妙也。今碌碌诸叶茶中，无殊菜沈，何胜括目。”“金华仙洞与闽中武夷俱良材，而厄于焙手。”“埭头本草市溪庵施济之品，近有苏焙者，以色稍青，遂混常价。”《岕茶汇钞》：“岕茶不炒，甑中蒸熟，然后烘焙。缘其摘迟，枝叶微老，炒不能软，徒枯碎耳。亦有一种细炒岕，乃他山炒焙，以欺好奇者。岕中人惜茶，决不忍嫩采，以伤树本。余意他山摘茶，亦当如岕之迟摘老蒸，似无不可。但未尝试，不敢漫作。”“茶以初出雨前者佳，惟罗岕立夏开园。吴中所贵梗粗叶厚者，有箫箬之气，还是夏前六七日，如雀舌者，最不易得。”

       陆廷灿的《咏武夷茶》：桑苎家传旧有经，弹琴喜傍武夷君。轻涛松下烹溪月，含露梅边煮岭云。醒睡功资宵判牒，清神雅助昼论文。春雷催蒸仙岩笋，雀舌龙团取次分。《浣溪沙·谁念西风独自凉》是清名词作家纳兰容若的佳作：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立残阳。被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史上最美茶诗》评榜词说纳兰容若与仓央嘉措是三百多年来华夏伤感诗坛最为闪亮的双子星，莫有匹敌者。纳兰容若这个名字，就代表了其诗词的气质。这首浣溪沙茶词中，茶香已成为了作者难以磨灭的美好记忆，奈何已随时光远去，唯在西风和残梦中缠绵不休。

     清代的郑板桥一首《谷雨》：不风不雨正晴和，翠竹亭亭好节柯。最爱晚凉佳客至，一壶新茗泡松萝。几枝新叶萧萧竹，数笔横皴淡淡山。正好清明连谷雨，一杯香茗坐其间。以及《满庭芳赠郭方仪》中：白菜腌菹，红盐煮豆，儒家风味孤清。破瓶残酒，乱插小桃英。莫负阳春十月，且竹西村落闲行。平山上，岁寒松柏，霜里更青青。乘除天下事，围棋一局，胜负难评。看金樽檀板，豪辈纵横，便是输他一着，又何曾着让他赢！寒窗里，烹茶扫雪，一碗读书灯。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在《冬夜即事》中亦写道：梅魂竹梦已三更，锦罽鷞衾睡未成。松影一庭唯见鹤，梨花满地不闻莺。女儿翠袖诗怀冷，公子金貂酒力轻。却喜侍儿知试茗，扫将新雪及时烹。这又何等地让人久久不能忘怀？

　　唐朝时，茶饮文化就已传入朝鲜、日本；宋元时期传入南洋诸国，通过海路和陆路开始影响到欧洲大陆。清代时期，随着海外贸易量增大，茶已经成为王朝最重要的出口商品，其文化国际影响力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急剧扩大。据《清稗类钞》农商类记述，从光绪丁酉(1897年)至宣统庚戌(1910年)十年间，“国外贸易年盛一年，……输出品中最重要者为丝茶，丝之输出价值占总额百分之三十五分，茶则占百分之二十分，绸缎、牛皮、猪鬃、羊毛、草帽缏、米、棉花等次之。”清代，国际范的茶叶换来了实实在在的银子。当然，这也带来了隐患，英国人每年要消耗大量的白银购买茶叶，贸易的失衡导致了鸦片战争的爆发，史学家也把这场战争称之为“茶叶战争”。

　　清朝时期，各种茶馆、茶档是百姓市井生活的重要场所，三教九流的江湖之地。人们在这里饮茶、社交，文人吟诗作对，商人洽谈生意。茶馆有种种不同的类型，一类单纯品茗饮茶；二类饮茶和兼具饮食；三类听书赏戏。在一些乡镇，茶馆还兼做了赌档，甚至是排解邻里亲戚纠纷的仲裁场所。乡邻之间发生了纠纷又不愿对簿公堂，常会请当地极负声望的乡绅或双方都信任的有点威望的人到茶馆，坐下饮茶，陈述评理，寻求矛盾的圆满解决。清代茶文化世俗化的发展，出现了很多颇具地方特色的茶俗，例如茶叶的生产习俗，以茶待客，节日饮茶、婚恋用茶、祭祀供茶，茶馆文化等，内容丰富多彩。民间艺人还以茶为题材，创作出大量悦耳动听的茶歌、别开生面的茶舞，幽默风趣的茶戏和曲折动人的茶故事。

　　2001年，在美国《华尔街日报》（亚洲版）曾刊登过一个名为《纵横一千年》的专辑，统计出上几个世纪全球最富有的50人。其中，有6位中国名人入选，分别是成吉思汗、元世祖、明朝大宦官刘瑾、清朝巨贪和珅、清朝富豪伍秉鉴和民国财长宋子文。在6人当中，唯有伍秉鉴是纯粹的商人，并且还是当时的世界首富。那么，伍秉鉴是如何发家的？身为世界首富，他最终的结局如何？与茶又有怎样的渊源呢？

       伍秉鉴，又名伍敦元，字成之，祖籍福建泉州，1769年生于广州。伍秉鉴出身商人家庭，其父伍国宗是广州十三行之一-怡和行的创始人，专营对外贸易。1801年，年仅32岁的伍秉鉴接手怡和行，由于精明能干、经营理念超前，因此怡和行的规模不断扩大，影响力与日俱增，最终竟成为十三行中最大的商号，而伍秉鉴也当上十三行的领导人-总商，也是一位顶级的茶商大伽。

       广州十三行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前清朝专营对外贸易的中介机构（即“牙行”），属于官方特许的垄断性商业组织，其主要职能是协定出口货价，代替中外商人纳税，与亚洲、欧美主要国家都有直接的贸易关系，号称“天子南库”。除了做生意外，十三行还要与来华洋商打交道，从货物买卖到日常起居，事无巨细，都必须通过十三行。由于从事着垄断性的事业，十三行各个商号的当家人都是富商巨贾，尤其以伍秉鉴的财力最为惊人。除大量的金银现金外，伍秉鉴在国内拥有大量的土地、房产、茶园、店铺等不动产，并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投资铁路、证券、保险等业务，同时他还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权人。当时，东印度公司每逢资金周转不灵，便会向伍家借贷，由此可见伍秉鉴的财力。根据保守估计，经过40余年的积累，伍秉鉴的总资产高达2800万两白银，按照现在1克白银约合5元来计算，其数值约等于70亿元人民币。要知道，当时的美国首富约翰·雅各布·阿斯特的身价才只有2000万美元，按照现在的价值计算，约合人民币17亿，尚不及伍秉鉴的四分之一！正因如此，伍秉鉴在当时西方商界享有极高的知名度，成为洋人眼中的世界首富。

       在“重农抑商”思想盛行的帝制时代，商人从来都是被打压、搜刮的对象，从朝廷到各级地方机构，都可以随时随地对他们进行敲诈勒索。伍秉鉴虽然身为世界首富，但同样深受其害。根据史料记载，每逢皇帝、皇后、督抚的生日或地方的洪涝旱灾，官员们都会勒令伍秉鉴捐献财产，“计伍氏先后所助不下千万，捐输为海内冠”（引文见《广州府志》）。

　　为摆脱困境，伍秉鉴曾向朝廷捐献一笔巨款，由此换得一个三品顶戴。然而，这个新身份只能帮助伍秉鉴摆脱低级官吏的骚扰，但并不能使他从根本上摆脱困境。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期间，因管理疏忽，商船上夹带违禁品，伍秉鉴被按上“包庇外商走私鸦片”的罪名，多次遭到训斥和惩戒，被迫屡屡向清廷献出巨额财富以消灾。等到林则徐被罢免后，伍秉鉴尚未来得及喘口气，两场更大规模的困境便袭来。1840年6月，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林则徐在主和派的攻击下，被道光帝革职。随后，被派往广东主持军务的钦差大臣琦善，因为擅自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同样被革职。琦善被革职后，被道光帝寄予厚望的堂侄奕山担任靖逆将军，前往广东负责对英作战事宜，时在1841年1月。此时，侵华英军因不满中英谈判的进展缓慢，遂在奕山抵达广州后不久再启战端。奕山虽然身为统帅，但完全不懂军事，因此极为倚重号称道光朝“第一名将”的湖南提督杨芳，对他几乎言听计从。杨芳虽然是百战名将，但对近代战争毫无概念，并且他这个人非常迷信，认为英军先前之所以很厉害，肯定是使用了“邪术”的缘故。因此，杨芳命令地方保甲遍搜民间的马桶，在其中装满屎尿，作战时只要将其泼洒在英国舰船上，便可以让敌兵不战而溃。结果可想而知，杨芳的“马桶计”根本不灵，英国军舰溯珠江直逼广州城外。在见识到英国坚船利炮的慑人威力后，被吓尿的奕山放弃抵抗，在同年5月24日宣布投降，随后跟英国代表签署丧权辱国的《广州和约》。根据这项条约，奕山允诺清军在6日内撤出广州城60英里以外，一周内向英军缴纳“赎城费”600万银元，并赔偿英国商馆、商船的损失。

　　奕山在签署《广州和约》时，没有也根本不敢向道光帝汇报，如此一来，向英军缴纳的600万银元“赎城费”，就只能通过搜刮商人的方式来完成。当时，奕山向十三行强行摊牌200万银元，而作为摊派最多的一家行商，怡和行老板、十三行总商伍秉鉴便捐献出110万银元。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伍秉鉴这笔数额巨大的捐款，广州城很难避免一场浩劫。1842年8月，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清朝完败而告终，随后中英两国签署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根据这项条约，清朝除了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同意开放5处通商口岸允许英人居住并设派领事、废除公行制度允许英商自由贸易、两国协定关税外，还需要向英国支付2100万银元的战争赔款。这一次，“轻车熟路”的清廷又将200万银元的赔款摊牌在商人头上，而伍秉鉴再次拿出其中的一半。粗略估计，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不算其他损失，仅赔款一项，伍秉鉴便向清廷捐献210万银元，这数字实在惊人。要知道，伍秉鉴虽然身家高达2800万两白银，但大部分都以田产、宅院、茶园、店铺等方式存在，流动资金并不多。如此一来，这个堪称世界首富的茶商伍秉鉴疏财救助国难的行为值得称赞，却也耗尽了几乎全部流动资金，可谓损失巨大。按照常理来讲，为救助国难而损失惨重的伍秉鉴，理应得到朝廷的嘉奖和民众的崇敬，但事实却与此大相径庭。原来，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从朝廷到普通民众，对外国的仇视变得愈发强烈。在这种情况下，靠着跟洋人打交道而发家的伍秉鉴，跟大部分外贸商人一样，都被骂作“汉奸”、“卖国贼”，使其名声扫地。此情此景，令伍秉鉴心灰意冷。1842年12月23日，伍秉鉴写信给美国朋友罗伯特·福布斯，称：“如果我现在是青年，我将认真地考虑乘船前往美国，在你附近的某处定居。”对于伍秉鉴在书信里透露出的心态，台湾学者陈国栋如此评论道：“看来鼎鼎大名的伍浩官不但对洋行的工作失望了，对整个中国的社会制度也失望了。”（注：“浩官”是伍国宗的商号名称，为后世子孙所沿用）。

       从伍秉鉴写给美国朋友的信件来看，备受挫辱的他，已经有了移民美国、到海外“重起炉灶”的计划，但过于衰老的身体，却无法支持他这样做。1843年9月，满怀悲愤的世界首富伍秉鉴，在广州溘然长逝，终年74岁。伍秉鉴死后，家族生意每况愈下，等到其子伍崇曜死后，伍家再没有出现过商业英才，以至于最终落得破产的境地，实在令人唏嘘。不仅如此，伍秉鉴死后，曾经富甲天下的十三行开始没落，在清政府的压榨下纷纷破产。更致命的是，随着公行制度的废除和其他通商口岸的发展，广州丧失在外贸方面的垄断地位，十三行所享有的特权也随之结束。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十三行街突遭大火，使这些具有百余年历史的商馆彻底化为灰烬……。

　　动荡的社会总让人民不聊生，伍秉鉴没有交给子女任何生存技能，于是他的后人只能寄居到乡下，帮别人种地，虽然工作苦、薪水少，但是勉强能果腹。他的子女最后怎样，历史上并没有记载，但是在战争年代，估计就是贫苦一生。作为晚清世界首富，生前有多风光，他死后，子女就有多悲惨。伍家的高潮与落魄，都可以归结为天时、地利、人和。

       俗话说，“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尽管伍秉鉴经商才能优越，心系家国，但是在当时的大环境下，社会动荡不安，又如何保全家族财富。回顾伍家两代人的惨烈对比，可以得知，生在和平年代是多么庆幸的一件事。毕竟一个家族的传承，不仅需要个人能力优秀，更需要社会稳健、国泰民安不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