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茶三字经注译(17)》

第十七讲:

大民国     世道乱     唯有茶    如是观

真性情     多文范     为商品    精装罐

开陆埠     出阳关     斗茶录    记诗言

入礼俗     喻婚姻

 注译：

       民国，这是一个黑暗与混乱的时代，战乱给中华大地带来了难以言诉的苦难，神州大地竟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整个民族在炮火连天中残喘，也许只有茶，在这个时代才会给人以一份心灵的慰籍与安宁的如是观，正象极了这天下大势，不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么？

       民国的空气中总是充斥着长衫马褂与西装革履撞击与摩擦的声音，一方面是对中国几千年文化的坚守与传承，一方面又是对西方科学、民主、自由、博爱精神的呼唤与宣扬，这个色彩斑斓的时代里凝结了独特的民国精神。即便是一杯寻常之茶，在民国大家的笔下也变得生动多姿、况味悠长。

        提到民国的茶文，周作人的《喝茶》当属典范：“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同饮，得半日之闲，可抵上十年尘梦。喝茶之后，再去继续修各人的事业，无论为名为利，都无不可，但偶然的片刻悠游乃断不可少……”延续千年的茶文化早已被唐宋明清的文人和茶人演绎得至雅了，而到了日本衍生出的茶道更是发展到了崇高的美学境界。知堂老人用白话文寥寥几笔便勾画出雅人之茶应当有的身心状态。而他所认为“不适宜”的“喝茶的时候多吃瓜子”，“左一碗右一碗地喝了半天，好像是刚从沙漠里回来的样子，”则是到了雅的另一边“俗”了。他这一形象比喻，倒是弄得不少后人喝茶时拘谨起来了，因为怕被嘲笑为“沙漠人”啊！

       学贯中西的林语堂喝的自然也是雅人之茶，他在《茶和交友》中说：“茶是凡间纯洁的象征，在采制烹煮的手续中，都须十分清洁。采摘烘焙，烹煮取饮之时，手上或杯壶中略有油腻不洁，便会使它丧失美味。所以也只有在眼前和心中毫无富丽繁华的景象和念头时，方能真正地享受它。和妓女作乐时，当然用酒而不用茶。但一个妓女如有了品茶的资格，则她便可以跻于诗人文士所欢迎的妙人儿之列了。”林语堂笔下的茶有了提升人格和地位的功能。

　　文人品茶贵在精细、贵在高雅、贵在感觉，但这些在鲁迅的笔下却充满了批判的精神：“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不过要享这‘清福’，首先就须有工夫，其次是练习出来的特别的感觉。……感觉的细腻和锐敏，较之麻木，那当然算是进步的，然而以有助于生命的进化为限。如果不相干，甚而至于有碍，那就是进化中的病态，不久就要收梢。我们试将享清福，抱秋心的雅人，和破衣粗食的粗人一比较，就明白究竟是谁活得下去。喝过茶，望着秋天，我于是想：不识好茶，没有秋思，倒也罢了。”同样名为《喝茶》的文章，鲁迅和周作人，文风迥异，常有人拿这两篇文章做比较，两兄弟截然不同的人生观和生命轨迹在这一杯茶里各自分离。

        鲁迅先生对这种麻木在细腻敏感中的人满胸愤懑，无独有偶，阿英也对“吃茶文学”充满了讽刺：“新文人中，谈吃茶，写吃茶文学的，也不乏人。最先有死在‘风不知向哪一方向吹’的诗人徐志摩等，后有做吃茶文学运动，办吃茶杂志的孙福熙等，不过，徐诗人‘吃茶论’已经成了他全集的佚稿，孙画家的杂志，也似乎好久不曾继续了，留下最好的一群，大概是只有‘且到寒斋吃苦茶’的苦茶庵主周作人的一个系统。

        周作人从《雨天的书》时代（1925）开始作‘吃茶’到《看云集》出版（1933），是还在‘吃茶’，不过在《五十自寿》（1934）的时候，他是指定人‘吃苦茶’了。吃茶而到吃苦茶，其吃茶程度之高是可知的，其不得已而吃茶也是可知的。然而，我们不能不欣羡，在不断的国内外炮火中，为何竟没有把周作人的茶庵、茶壶和茶碗打碎呢？特殊阶级的生活是多么稳定啊？！”

　　 民国是各种主义、各种思想、各种精神激烈碰撞的时代，茶香中的民国精神里有生活情怀与况味的，也是有现实的愤懑与批判的，我们无从评判孰优孰劣，一杯茶里可以看到乱世中民国范儿的澄明心境，归于三个字便是——真性情。

        茶文化就同历史一样是连续的，从未断裂。抛开一切政治原因，不得不承认民国时期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上一个标志性的重要跨越，而这个时期的饮茶风气也得到极力的推崇，在《喝茶》中的《潮嘉风月记》提到“工夫茶要细炭初沸连壶带碗泼浇，斟而细呷之，气味芳烈，较嚼梅花更为清绝。”民国时期涌现出许多与茶结为发烧友的名人，如嗜茶如命的胡适、如讲究喝茶的“苦茶庵”周作人、半生才子半生僧人的李叔同。就连平日里不爱喝茶的张爱玲在写文章的时候也常有用到与茶有关的情景故事。从社会民生到文化思潮，茶叶的芬芳浸染着整个民国，几乎所有的人都以饮茶为乐，以饮好茶为“清福”。梁实秋在《喝茶》中说，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茶。民国茶文化与现代慢生活的理念不谋而合，灵魂契合的茶为人们浮躁的生活带来了无尽的诗意。从带有东方美学特质的茶空间布置到饮茶器物的使用，再到茶服、茶花、可口茶点。随着茶文化的普及，喝茶的人群迅速扩增，喝茶不再是中老年人的专属，喝茶的人群越来越年轻化。人们也开始更加的热衷于茶器、茶皿等瓷器的收藏。茶与茶文化随着历史的更迭而跌宕起伏，却任得时光厚爱，不眠不休，穿梭于人间，遍布四海八荒。

　　民国这一圈的大师里，竟然几乎个个都嗜茶。这样一群人，在动荡的日子里喝着茶。汪曾祺和冰心都会在喝着茶时想起祖父；年轻的巴金在巴黎旅馆里煮着茶写出了《灭亡》前四章。在英国的萧乾，喝着十分难得的绿茶，遥想唐代的中国；茶是生活的底色，不同人家，便有不同意义。它照应着不同的悲欢离合与不同的人生。

       汪曾祺在他的《寻常茶话》中写道：祖父生活俭省，喝茶却颇考究。他是喝龙井的，泡在一个深栗色的扁肚子的宜兴砂壶里，用一个细瓷小杯倒出来喝。他喝茶喝得很酽，喝一口，还得回味一下。他看看我的字、我的“义”；有时会另拿一个杯子，让我喝一杯他的茶，真香。从此我知道龙井好喝，我的喝茶浓酽，跟小时候的熏陶也有点关系。后来我到了外面，有时喝到龙井茶，会想起我的祖父，想起孟子。

        笔者的乡贤谢冰心老人在她的《 我家的茶事 》中也这样写道：茉莉香片是福建的特产。我从小就看见我父亲喝茶的盖碗里，足足有半杯茶叶，浓得发苦。发苦的茶，我从来不敢喝。我总是先倒大半杯开水，然后从父亲的杯里，兑一点浓茶，颜色是浅黄的。那只是止渴，而不是品茶。抗战时期，我们从沦陷的北平，先到了云南，两年后又到重庆。文藻住在重庆城里，我和孩子们为避轰炸，住到了郊外的歌乐山。百无聊赖之中，我一面用“男士”的笔名，写着《关于女人》的游戏文字，来挣稿费，一面沏着福建乡亲送我的茉莉香片来解渴，这时总想起我故去的祖父和父亲，而感到“茶”的特别香洌。

       一下子茶离了文豪们高吟的风花雪月，又借着他们的笔，写回了平凡的日子当中，这当中有着时代的迭宕，有谋生的辛酸，更有别离与相聚的悲欢，巅沛中悄无声息地演绎着平常与尊贵，也许茶的属性就是如此，可高可低，从始至终都在磨励中散发着芬芳。

　　在景春园楼下，有许多茶客，都是那些摇船抬轿的劳动者居多，而在楼上吃茶的就只有我一个人了。所以，我常常一个人在上面吃茶，同时还凭栏看着西湖的风景。这是弘一法师在西湖出家时写的，多少有了些超然的况味，也许这时写的就是他的心境，与高处冷眼旁观世间的一切，或许那滚烫的茶水喝到他心里竟是冷的。这在许多年以后，在不二居，法师向江观惠先生倾诉时说，茶会让人顿悟，也许当初就是那一杯茶让我看破了红尘，领悟了大千的真妙，现在想想也的确如此。时江观惠先生听了，婉尔应道：也许茶更让人体会了高处不胜寒。这说来终究有了几分禅意，在那艰苦的时代竟是这般难得可贵了。

       茶道之美在于茶，也在于独特的美学属性，简素、自然、幽玄、脱俗，百年之前中国茶道就已让世界惊叹。记得1915 年巴拿马世博会,中国代表团获得了1218枚奖章，是海外认可度最高的一届世博会。其中福州马玉记商号参展，获得金奖。由于茶商“精详装潢”，又“华丽实足代表华茶之特色”，因此获得国内外一致赞誉。这似乎是在民初那个时期，中国在世界上最体面的一次演绎，毕竟积弱的中国已沒有什么可以夸耀，似乎只有茶在这场角逐中还蕴藏着中国人的精气神，内敛而又低调地展现着绰绝的风姿。

　　1907年，山海关至皇姑屯一段铁路建成。北京至奉天（今沈阳）铁路全线开通，全长1042公里，成为贯通山海关内外的主要通道，清政府将其命名为京奉铁路。民国后，京奉路局隶属北京政府交通部，为一等局。从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至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这段时间，其关外段曾归奉榆铁路管理局管辖。1928年，京奉铁路改称平奉铁路，转年又改称北宁铁路。1925年京奉津浦两路局铁路联运会纪念特制的景泰蓝茶罐，它以精致的面容记叙了那段工业发展在中国艰难前行的日子。

       华茶公司是近代中国华商最大的茶叶出口公司，由粤商唐翘卿所创立，他是上海茶界举足轻重的人物。其子唐季珊，曾留学英国，见识多广，又富于商业手腕。因此华茶公司在唐氏父子努力经营下，很快就壮大成为中国重要的民族企业，唐季珊更因此博得“茶叶大王”称号。与华茶公司并为翘楚的汪裕泰茶号，是近代上海最大的茶庄。由徽州商人汪立政在清道光年间创立，经历祖孙三代约一百二十多年的经营，成为甚有名气的百年老字号。鼎盛时期，汪裕泰有八家连锁店，三处加工厂，并在杭州、苏州、台北以及美国创办茶庄；还在摩洛哥设有一个驻外办事处。茶总是在不经意间，悄然扩张着自己的商业版图。当时民间除了知名茶庄、茶号的茶叶罐，各民间手艺人、工坊的各式茶叶容器，同样精美。兴德民国年间的礼品茶茶罐以金黄色为基调，正背两面装饰着淡绿、淡蓝色的几何图案，新颖大方。边侧分别写有宣传词：“助消化，佐清谈，增君美满生活。赠亲馈友，礼品最宜”；“品质无丽不臻，装演有美皆备”。无巧不成书，当时家喻户晓的“美丽牌”香烟的广告语也正是“无丽不臻，有美皆备”。

       茶以独有的商品属性及文化张力，向世界而去，张库大道是从塞外重镇张家口（河北）出发，通往蒙古草原腹地城市一一乌兰巴托（当时叫库伦），并延伸到俄罗斯恰克图的贸易运销线，全长1400多公里，是有着“北方丝绸之路”之称的古商道。张库大道历史悠久，它始于明，盛于清，衰于民国，被誉为“草原丝绸之路”和“草原茶叶之路”。1909年京张铁路通车、1917年张库公路开通后，张家口对库伦及俄罗斯的贸易发展至顶峰。张家口由此成为驰名中外的“陆路商埠”，并被冠以“旱码头”的称号。“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酒倒未必有，工业带动铁路交通的民国，却实实在在地把茶给“西出阳关”了，以至到今天我们说起来，茶倒真是成了“关外故人”了，不是么？

　　在民国时期的烽烟里，人们颠沛流离着，在汹涌的时代浪潮中，这些文豪们保持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后一份优雅，他们走到哪里就把茶的生活方式带到哪里。与此同时，他们也会带着自己的视角，去记录颠沛流离中那些客居之地的风俗世情。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民国三部曲”以文化为眼，以茶为线索，为我们缝制了一张辽阔的“茶事地图”。他们甚至不会谈太多茶学本身的事情，但是却极为生动地演绎了茶作为社交润滑剂的作用。似乎没有茶的会晤，总是少了些许滋味。

        所以，“民国三部曲”是值得我们去细品的书，特别是《斗茶录》。它以诗为线索，串起了另一群民国知识分子的日常。它不同于“诗话”，单纯的就诗论诗，而是深挖了历史背景，将诗放置于那个具体的背景之下，带着我们去感受诗味，去品尝诗中渗透的茶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江庸“宜于醉后独浓茶”，似在分享他的生活经验，也似在介绍他的现实处境，所以读起来味道很厚。而马一浮的“晚年诗味胜蒙茶”，这是进入到了精神层面，在抗战时期，茶与酒都索然无味，只有独自开辟一片精神天地，让自己逃离进去，躲在里面。那种对现实的无可奈何倾泻得很彻底。在书中，我们也看到了民国时期的茶学大师胡浩川先生戏谑调侃的幽默，他在诗中讲，自己有两大嗜好，抽烟喝茶，但是工资又低，于是只能戒掉一个嗜好，所以今后就“不再抽烟只吃茶”了。

      《斗茶录》切入的时代背景正处于抗战时期，大批东部地区的知识分子随单位内迁。彼时江南是沦陷区，也是他们回不去的故乡。对家乡茶的思念，往往凝结着浓郁的国仇家恨。“又是一年倭未灭，明年何处试新茶。”“为洗诛倭余血味，雨花泉煮摄山茶”，这也算是古往今来的茶诗中最为沉重的字句了。

        在中国，诗有时候是最为鲜活的表达，因为除了叙述事情，还能传递情绪。这应该是《斗茶录》别有味道的所在，那段历史我们都熟悉，但是透过诗句细节，在一杯茶里去品味他们之间的往来交流与情绪变化。这些丰富的诗篇，在茶上还是给原本是黑白色的民国着上了绚丽的色彩。转眼之间，那个时代已经在我们身后了，但是还好，我们可以通过“民国三部曲”，与那一群有趣的灵魂成为穿越时空的茶友。

　　关于茶与婚俗结缘始自唐时，当年文成公主将茶叶作为嫁妆带入藏地并教会藏人碾茶、煮茶的传说，认为虽然这还不能算作真正的茶礼，但唐时茶叶已经开始作为女子的陪嫁品，证明茶与婚俗之间已有密切联系。

      宋代以来，尤其是明清至民国时期，茶是我国传统婚姻礼俗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它己渗入了婚姻礼俗的全环节。在缔结婚姻契约的过程中，茶是互探心愿、表情达意的媒介及象征物；在进入正式的婚礼程序后，诸种关键仪式中也都有茶的身影；甚至在婚姻面临破裂时，茶依然在某种意义上充当了探路者的角色，在一定限度上缓和了婚姻撕裂可能带来的激烈矛盾。虽然婚礼茶俗在不同地域、不同时代呈现出多元化特点，但其所蕴含的文化内核却是一以贯之的。

      在古人观念中，茶树的不可移植特性恰好与我国传统婚姻观中所倡导的忠贞稳固、从一而终等道德要求相契合；同时茶树枝繁叶茂，被视为得天地造化的灵木，与多子多福的愿景十分契合。不仅如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茶是寄托情感的重要意象，其隐喻爱情的功能在许多文学艺术作品中都有鲜明体现。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茶还具有重要的社会经济价值，随着中原王朝与边疆地区茶马贸易的深入发展，茶叶及茶文化在边疆地区广泛传播，婚礼茶俗也随之植入边疆地区。这些地区的婚礼茶俗不仅有其鲜明民族特色，也相对完整地保留了其初始文化内涵，使得礼失而求诸“夷”成为可能。中国传统婚礼茶俗在多民族中的长期广泛传播，不仅彰显了中华茶文化生生不息、兼并包容、博采众长的诸多特点，亦印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深远历史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