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茶三字经注译(18)》

第十八讲:

走外销      海报赏       英福琼     盗盘算

机械化      中茶办       吴觉农     不一般

张天福      更能干       称泰斗     享百年

        茶本身是一种文化载体，其文化表现形式，相较于其他商品，更加的丰富多彩，兼具时代潮流和人文风物的变迁。茶叶走出国门，便收获了一大批世界各地的粉丝。外国人也开始经营起茶叶生意了，为了茶叶更好地外销，所设计的茶海报可谓中西文化结合，现在看着非常有趣。民国是中外文化交融的重要时期，从现今留存的民国海报，我们可以窥探到那个时期的商圈是什么样子！也可以知道民国时期是怎样去宣传茶叶，总有那么一张张小小的海报，记录下了茶在某个时期的美丽样子。民国时代的巧思穿越了时间和维度，即使在泛黄的平面上，依旧熠熠生辉，让人赏心悦目。

　　在17世纪，我国茶叶的出口规模首次超越丝绸和陶瓷，之后一度占到了总出口额的九成，这些茶叶大量流入酷爱茶叶的英国，对中贸易入超。殖民掠夺发家的英国人自然不愿看到白银外流。由此，所谓的“伦敦皇家植物园园长“罗伯特·福琼暗中潜入中国，盘算着盗取当时最具经济价值的植物——茶。

       1848年6月，福琼到达上海，并混进一只茶商队伍前往内陆茶山，盗取大量茶苗和茶种，并运到殖民地印度，但这一批茶苗很快全部枯死。1851年2月，福琼再次来到浙江、安徽、福建等地，共采集了17000粒茶种，23892株小茶树，甚至拐走了8名经验丰富的武夷山制茶师傅。1858年，在英国的大力扶持下，半路起家的印度迅速发展出机器先进，成本更低，效率更高，政策宽松的茶产业，在国际上成为中国茶叶最大的竞争对手。1888年，中国茶叶对英出口量被印度迅速反超，一战期间，英国在我国通商口岸建厂制茶，实行资本入侵，到了1921年，中国茶叶仅占世界出口量的8.79%。

        反观国内，由于清末民初政局动荡，军阀割据，从茶山到港口，茶叶运输要缴纳十几次税费，直接导致中国茶叶价格飙升，给了印度茶叶弯道超车的机会。更糟糕的是，高昂费用使部分茶商以次充好，甚至将桑树芽刷上染料混入茶叶，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局面，中国茶的国际信誉跌落谷底，几乎再无翻盘机会。

　　进入20世纪,茶叶生产和出口走向衰落,而印度和日本等国茶叶生产却蒸蒸日上，茶界开始反思茶业的衰落根由,期望用机械制茶扭转茶落后之局面。

       民国初年，在业界一批有识之士促进下，民国政府开始派出茶叶技术人员去国外考察茶叶。1914—1924年先后派出朱文精、葛敬应、胡浩川、陈鉴鹏、陈序鹏等茶业界人士赴日留学并考察茶业发展。通过学习和考察，这些前辈们感悟到，茶叶之所以落后，主要是茶叶加工未能采用机器，长期沿袭手工制茶。

        20世纪30年代初，被誉为当代茶圣的吴觉农先生，就在其改良茶业刍议一文中指出: “查近来东西 各国,制造茶叶均利用新式机械,其规模宏大,方法精巧,较之我国,实不啻霄壤之隔”，“我国制茶，以全用手工关系，故速度甚为迟缓。据俞海清君之调查，浙江杭湖两区之茶业，除粗制滥造者外，每担干茶之制工，须20至30工，制造费需30元左右。而查日本纯用机械制造者,每担费用不过10元7、8角，半机械化者亦仅有18元余, 故机械茶不但制品优良，且速度甚快成本减低，得操商业上价廉物美之胜利。我国则反之，无怪其推销之不易也。”

　　由于深感机械化制茶技术发展之紧迫，吴觉农又在其 《世界主要产茶国之茶业》一文中疾呼:“我国尚不积极着手改良 (茶机),将来难免受他国之驱逐,殆无疑义者也.”

      1935年，又派出吴觉农、柯仲正赴爪哇、锡兰、印度、 日本等国考察茶叶，寻求国茶产、制等发展途径。正是由于这批有识人士的推动，国内一些茶场、茶厂和茶业改良场开始引进德国、日本等国揉捻机、烘干机和筛分机等，并根据茶叶加工特点进行仿制,开始研制茶叶加工机械及手工制茶工具等，用于红、 绿茶加工,茶叶机械发展开始艰难起步。

       民国初年，茶叶炒制仍然依赖手工，甚至连炒茶用的锅灶也与炊事烧饭锅通用,如龙井茶就是采用口径为60cm的农家常用铁锅炒制。到了20世纪20年代，专用的龙井茶炒制用抬灶出现，外壳系采用木料制成的上大下小四方形木框，一面留门，内砌砖灶，上置炒茶锅，可以抬而移动，故名龙井茶抬灶。30年代，龙井茶的炒制开始使用连灶，它是在抬灶基础上，用砖砌成,５~７灶相连，形似弯月，位置固定。每灶上置一锅，五灶称五星灶，七灶称七星灶。 作业时，一人烧火，每灶一人炒茶。这种形式的连灶，直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杭州西湖龙井茶区甚至在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的龙井茶加工中还普遍使用。

       民国时期，黑茶加工也开始在一种特别砌成的七星灶上进行干燥。而一般绿茶杀青使用斜灶，手持木叉翻叶。红茶萎凋多使用篾垫进行日光萎凋，或与发酵一样使用木质框架和竹筐在室内进行萎凋。红、绿茶等加工中的揉捻，则是在铺有篾片或竹匾的揉捻台面上用手揉或将茶叶灌入袋中用脚踩揉。

　　1915年，北洋政府农商部在安徽省祁门县南乡平里村筹建创建祁门模范种茶场，自行制造了小型揉捻机,用于红茶加工。1917年，湖南省在安化筹办试验茶场，开始使用机械制茶,绿茶产品的色、香、味都有所改进。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与中央农业实验所汉口商检局租赁宁州种植公司旧址合办茶叶改良场，利用机械，仿制印度红茶,使红茶的色、香、味都有所提高。1925年,浙江省余杭林牧公司首次引进日本茶叶揉捻机和粗揉机，用于绿茶的加工。1932年,湖南省安化茶场场长冯绍裘设计出木质揉捻机和 A 型烘干机，试制20余台，工效较人工提高６~７倍。1933年，吴觉农等人参考中外技术资料,改革设计出蒸、炒、揉和干燥四种机械图样,交由上海环 球铁工厂制造,发往部分省茶业试验 (改良)场使用。同年,安徽省祁门茶业改良场引进德国克虏伯式大型揉捻机、日本大成式揉捻机和印度烘干机,用于制造红茶,对提高品 质、节省劳力和提高工效效果均佳。

       1937年，吴觉农等仁人志士，集体向南京政府全国经委会请愿，直属国家的中国茶叶公司才得以成立（以下简称中茶司）。中茶司的申办，看似将全国各地的茶商豪强势力拧成了一股绳，吸引了诸如浙江庄晚芳、四川葛林中、江西葛敬应等大茶商的加入，形成了人才济济的局面。然而团结之下，利益不一致的众人各怀鬼胎，始终无法集中力量办大事，甚至还出现了贡献最大的吴觉农被众人排挤，职位下调的内斗现象。更严峻的是，就在中茶司成立不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茶司在江浙闽徽等地投资建立的茶叶基地先后沦陷，总部也数次易址，公司内人心惶惶，无心经营。

        危机之下，亦有转机，外敌入侵使中茶司被迫将茶叶生产中心，从经济较好的东南沿海转移到西南内陆，也让众人看到了一个被严重低估的茶叶圣地——云南。由此，云南开启了近代以来规模最大的茶叶生产规划，佛海茶厂（勐海茶厂前身）、康藏茶厂（下关茶厂前身）等也即将登上历史舞台。

　　在这短短十几年里，茶叶资源无比丰富的云南，得以与现代资本，人才，制度，设备相结合，云南茶业首次具备了现代化生产的基础条件。也在这短短十几年里，陆续出现了后世几大国营茶厂的前身，及滇红之父冯绍裘、勐海茶厂首任厂长范和均等茶叶人才，对普洱茶产业发展产生诸多深远影响。在这短短十几年里，得益于中茶司的充分发掘与推广，原先被边缘化的江外临沧茶区逐渐发展，成为了如今可以与西双版纳，普洱并立的三大普洱茶产地。而这些，都是前人留给云南普洱茶产业的巨大财富，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一个规模化生产和现代化管理的茶时代，终于到来了。

　　在大批茶业界有识之士的推动下，民国时期的茶叶机械已开始起步，然而就整个茶叶加工而言，仍基本处于手工作业状态。1936年，福建省福安茶业改良场引进红茶加工机械，从事红茶加工，对福建机制红茶加工技术提高有深刻影响。1942年,时任福安茶业改良场场长的张天福，自行设计制造出918型木质揉捻机，为当地茶农所采用。

　　这位耕坛于八闽山水间的茶人张天福。是我国第一台木质手推揉茶机的发明者，它结束中国茶农千百年来用脚揉茶的历史，让中国茶业从农耕时代进入到半机械时代，意义非凡。

       其时看到中国传承千年的文化为外界所嘲，青年张天福萌发茶叶兴国之梦，历经多年，终诞生我国第一台木质手推揉茶机，成就了一个产业，富裕了一方百姓，开创了我国历史先河。1934年，张天福踏上对日本和台湾茶叶的考察之旅，这次刻骨铭心的考察让他坚定了开创中国现代茶业事业的使命和信心。1936年，张天福引进萎凋机、揉捻机、解块机、干燥机等全套机械设备。为了使机械能更适合福建茶叶实际生产，他在科学总结国外茶叶机械的基础上，历经多年磨炼终完成揉茶机的设计，并命名为九一八揉茶机。意在提醒国人“勿忘国耻，振兴中华”。殷殷爱国情，拳拳赤子心，可见一斑。

       1941年，“九一八揉茶机”由福建示范茶厂开始定型生产，并由福建省茶业管理局首先定制20台发给茶区茶农使用。从此，中国茶叶加工生产翻开了新的一页。新中国成立后，张天福继续研究改进揉茶机工艺。1953年，他与同事进一步研究，将“九一八”揉茶机改为双动的“53”式揉茶机并进行应用推广。所谓“双动”就是推拉时上面和底下揉盘同时动，形成双动，这样十分省力，揉茶速度加快，揉捻效果更佳。第二年，又将揉茶桶改小，使它适合于多茶区的推广运用，并命名为“54式揉茶机”。新揉茶机的推广运用，提高了工作效率，提升了茶叶的产量和品质。对我国制茶机械化起了决定性作用，开现代制茶之先河。

　　张天福对中国茶事的卓越贡献，可归纳为“十大贡献”——即“一揉、二校、三杀青，四场、五条、六做青，七礼、八扦、九论证，茶赛审评十大全”。

       1953年8月，张天福先生在福建福安县创办了福建省立福安农业学校和福安茶叶改良场。在中国茶学领域开创了理论与实践、教学与基地连带的科教相结合的一条新路，为我国茶界培养出一批茶业专业人才。

       1953年，张天福先生设计并推广了在绿茶加工工艺中“三锅连续杀青机”，大大减轻了绿茶制作工艺中杀青劳动强度。

       1954年张天福先生亲自赴崇安蹲点，指导和创办了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机耕茶场——崇安茶场。首开中国茶叶生产、科研、推广、销售相结合之先河，为中国茶叶生产、科研做了有益的探索。

       1961年张天福先生在福建闽西考察时，他根据当地山地种植茶叶的实际情况，亲自推广“梯层茶园表土回沟条垦法”。对于山地茶园指出了一条非常有价值的低产变丰产的有效途径。促成闽西地区茶业生产出现质的飞跃。

　　从1983年始，张天福先生主持开展一项前无古人的研究：人工控制乌龙茶制作的关键工艺——做青的最佳条件，改写了几百年来“看天做茶”的历史。在世界上首次揭示了影响乌龙茶做青工艺各因子的作用及其相关性。首先应用人工控制环境条件于做青工艺，改变乌龙茶品质的变数向品牌质量的稳定性和标准化的转化。

      当然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张天福一生倡导的茶礼。1996年，张天福先生综合了日本茶道的 “和、敬、清、寂”，韩国茶礼的“和、敬、怡、真”，以及陆羽《茶经》中的“精、行、俭、德”和宋徽宗《大观茶论》中的“致清导和”“韵高致静”的思想后，提出了“俭、清、和、静”四字真言为中国茶礼，并赋予了“茶尚俭——勤俭朴素，茶贵清——清正廉明，茶导和——和衷共济，茶致静——宁静致远”的文化内涵。茶礼“四规”是以中国传统文化深度内涵的哲理升华到为人处世之道，倡导高尚的人品和人文情怀，传导了人类社会对平和、恭敬、俭朴、安静的社会风气与人的精神修养的向往与追求，于当今构建和谐社会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1950年，张天福先生在福建推广茶树无性繁殖——茶树短穗扦插法的经验。推广茶树良种，改造低产茶园，建立丰产茶园，为福建乃至全国茶叶发展跃上一个新台阶。

       张天福先生在从茶过程中，始终笔耕不缀。主要论证文章及著作有：《台湾之茶业》《改良福建茶业与职业教育的实施》《“九·一八”揉茶机的结构与用法》《我国战后茶业建设》《大力恢复和发展茶叶生产》《影响茶树种植距离的因素》《梯层茶园表土回沟条垦法》《摊凉在毛茶烘干过程中对提度品质降低成品的作用》《福建茶史考》《关于提高乌龙茶品质的建议》《立足改革，开创我省茉莉花花色》《关于福建制茶机械改革的意见》《乌龙茶与健康》《花茶陈坏问题的商榷》《乌龙茶的评审》《发展名优茶，重在创优质》《乌龙茶做青工艺的研究》《乌龙茶做青工艺与设备中间试验报告》《茶叶品种与制茶工艺对乌龙茶品质风格的影响》《福建白茶的调查研究》《龙岩斜背茶调查》《闽西山茶调查》《福建茶史考》，以及亲自主编了《福建乌龙茶》等专著。张天福先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全身心地投入中国茶业科研、调查，在为中国茶事探索过程中，找到一条可行性出路，写出了一批对中国茶产业发展有重要指导和应用价值的著述。

　　张天福的另一大贡献就是以其自身的阅历、学问和经验精于茶叶审评。进入90年代，张天福先生老骥伏枥，走在茶里，以耄耋之龄投入省内外各优茶鉴评和茶王赛的审评工作。张天福先生以洞察秋毫、一丝不苟、一锤定音的审评能力，赢得业界饱含尊敬的喝彩，提高了乌龙茶在海内外的声誉。张天福先生崇尚“俭、清、和、静”。他以茶之礼，立己立人。茶人们常说：人品即茶品，品茶即品人。市场经济，红尘滚滚，利益驱使，如果没有好的人品，没有好的茶品，是当不了一名真正的茶叶审评家。所以张天福先生的人品和茶品应是茶界的楷模。

　　张天福在世期间，为倡导“俭、清、和、静”的中国茶礼精神广开普茶之门，倾心尽力，不辞劳苦，身体力行，贡献良多，为中国茶文化产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尘世茶缘已尽，惟愿仙界茶香。享龄108岁张天福先生虽离我们而去，但泰斗风范永存！张天福先生人格魅力及其“茶礼精神”永远活在我们茶人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