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茶三字经注译(19)》

第十八讲:

近代茶      业苦难     新中国     复亦艰

建国后      始发展     十茶人     敢为先

忆十商      今超前     一带路     焕新颜

        因为近代战争的原因，所以茶叶其实是走下坡路的！民间俗话说得好“乱世酒，盛世茶”，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抗战期间，国内的茶叶出口市场从上海转移到了香港。1938年6月，国民政府财政部颁布了第一次战时产业统制的《管理全国茶叶贸易办法大纲》，主要负责茶叶出口，在全国推行统购和统销。

       复旦大学在1946年迁回上海前，茶叶组停止了本科招生，崇安茶叶研究所在1945年前夕停办，复旦大学茶叶组的建立是我国茶叶科技进入近代的标志，大学里开设了茶叶概论、植物生理学、化学、土壤学、茶树贸易、茶树栽培学等。

       也许茶叶发展史很多人都能说上一些，无外乎发乎神农氏这些古代历程，那么近现代茶叶经历了哪些发展转变呢？一片树叶是怎么从柴米油盐中脱颖而出，渐渐地走上高端甚至是奢侈品舞台的呢？我们不妨从建国后慢慢道来。

       1949年新中国成立，我国迎来了渴望已久的和平年代，从1949年~1957年，茶产业随着新中国的成立逐步复苏，在这个阶段完成了初步的机械化生产，什么叫初步的机械化生产呢？就是说在这个时期，中国出现了茶叶生产机械并实际进行了生产，只是也仅此而已，就像当年阅兵的飞机一样，有，但很少。此外在这个时期内，和其他行业一样，茶叶的生产、流通和管理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也就是国有化的变迁，在这个变迁的过程也为后来的茶叶标准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建国后茶行业迅速奠定基础，这本是一件极好的事儿，可惜，随之而来的是时局动荡，1958年~1970年间的动荡对茶行业薄弱的基础进行了一次极大的摧残。当然了，时代之下，各行各业都进入低迷，茶叶如何能够幸免？产量锐减，从业人员骤降，这些让好不容易积累的基础基本重归于零。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开始施行，在“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引领下，农业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开始以家庭为单位承包土地，数千年来，真正意义上的“茶农”自此产生，在1978年~1990年之间，茶叶作为经济作物是农村家庭收入来源的一部分，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种茶、制茶。

　　我国是产茶大国，可直到1880年我国才成为茶叶出口国，如今更是成为全球茶叶出口大国，1991年~2000年这十年茶叶在国际市场上的拼杀却鲜有人知，在出口市场全面开放的局面之前，谁也没想到，中国茶叶最先面临的不是来自国外市场的打压，而是出口企业间的恶性竞争！资本面前的自相残杀让我国出口茶叶销量难以增长，甚至一度导致了茶行业国际信誉的下滑，可也真是这十年的教训，为之后的道路理清了方向，找到了突破口。

        千禧年之后，发展的红利逐步体现，我国几乎各行各业都得到了迅猛发展，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茶叶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茶，真正意义上跨上了飞速发展的通道。这一点老茶客最有体会，人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二十年对茶行业来说可不仅仅是河西河东的转变，种植生产的规模化、加工技术的精细化、产品的品牌化、销售模式的多元化以及品饮方式的多样化，这种种变化都是在这短短的二十年内实现的。

       中国茶叶行业是中国传统的优秀农产品之一，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底蕴。中国茶叶种类齐全，产地遍及全国各地，具有很高的市场需求和消费潜力。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和文化素质的提高，对于健康和品质的追求越来越高，中国茶叶行业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同时茶文化也不断向世界范围内推广，中国茶叶行业也逐渐走向国际市场，同时也变得更加细分和专业化。茶叶行业由传统种植、加工、流通、销售组成，目前个体户和集体代表国内的主要种植体系。随着政策的推行，逐步走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的发展模式。除了传统线下销售渠道外，电子商务和网络销售越来越受到行业的青睐和重视，中国茶叶行业正朝着“互联网+”的方向发展。

       随着国内市场竞争的加剧，中国茶叶行业出现了多种变化。其中包括，三农人口的减少，行业竞争的加剧，品牌建设和产品质量的不断提升等。同时受国际经济贸易环境和国内政策环境因素的影响，茶叶贸易呈现出波动的趋势。为了促进茶叶行业的发展，中国政府不断推出相关政策支持。主要包括加强种植技术、流通及品牌建设的培育，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加强国际市场拓展和推进质量安全管理等。此外，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以刺激茶叶产业的快速增长和发展。

　　茶经历了从药用到食用到饮用，又经历了从煮茶到点茶到泡茶，历朝历代不断发展演变。历经千年，茶已经渗透到中国人生活的各个层面。对中国人而言，茶不仅是一种饮料，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寄托。

       在中国茶文化发展的漫长历史中，多少茶人投入其中，从事茶叶采制、贸易，研习茶道，让中国茶文化饮誉世界。在中国茶业70年的发展历程中，就有这么一大批茶界专家，将茶文化予以创新传承，担当起振兴中国茶产业的使命。

　　在这里我不妨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近现代的十大茶人，冠十人之首的是张天福与吴觉农，上篇已作阐述，这里就不再多讲，接下来我介绍其它八位：

       一、冯绍裘，机制茶之父、滇红创始人，被称为中国著名的红茶专家。一生潜心茶叶研究和生产，改写了戴维斯描述的云南茶叶历史。寻得中国红茶宝地，创制出世界一流红茶，并且开启了中国红茶新纪元，为我国培养出大批的茶叶专家。1938年秋，为了开辟新的茶区，冯绍裘被中国茶叶总公司派往云南调查茶叶产销情况，以求扩大茶源，增加出口。冯绍裘风尘仆仆、不辞辛劳地遍寻云南各大茶区，于11月初到达顺宁（凤庆）。时届秋末冬初时节，却见凤山茶树成林，一片黄绿，茶壮叶肥，白豪浓密，十分逗人喜爱。于是，冯绍裘充满信心地亲自动手试制了少量红茶，以观察其品质的优劣，结果使人不胜欣喜：满盘金色黄毫，汤色红浓明亮，叶底红艳发光（桔红），香味浓郁，为国内其它省小叶种的红茶所未见。试制的红茶样品邮寄香港茶市，被誉为红茶之上品。从此，可与印、斯红茶媲美的世界一流的凤庆红茶诞生了，中国又一块生产优质红茶的宝地显现了。

       冯绍裘创制的滇红名茶问世后，他竭尽心力的大志大略，战胜了无数的艰难险阻，筹建茶厂大批量生产出口红茶，品质优良、长胜不衰，立于世界优质茶叶之林，开启了中国红茶的新纪元。

       二、方翰周，又名藩，茶学家、制茶专家，长期担任茶叶加工技术领导工作，被称为“中国茶叶质量体系奠基人之一”。主持制订了中国各类茶叶的毛茶收购标准样、价、品质系数体系；各类茶的精制成品标准样、花色等级、品质系数体系；国营初制、精制厂建厂设计方案；全国红茶、绿茶、花茶、乌龙茶、紧压茶的精制技术规程和茶厂管理等八项制度，对推动我国机械化制茶工业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曾主编《江西茶讯》和组织编写了《红茶绿茶初制机械》、《制茶先进经验汇编》等，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十大茶学家之一、被称为中国茶叶质量体系奠基人之一。

       三、陈椽，又名陈愧三，茶学家、茶业教育家、制茶专家，中国制茶学学科的奠基人，现代高等茶学教育事业的创始人之一。为国家培养了大批茶学科技人才，在开发我国名茶生产方面获得了显著成就。对茶叶分类的研究亦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著有《制茶全书》、《茶业通史》等，先后发表论文近200篇，有些被译成英、法、日文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在发表的论文中，论证了中国云南是茶树原产地，确立了科学的茶叶分类法，提出了制茶的变色学说，讲述了茶树栽培技术，研究了茶叶检验理论，阐述了茶业发展史和中国茶文化，探讨了中国茶业经济。据不完全统计，他一生共发表和出版论著1000余万字。陈椽为振兴与发展中国的茶业事业奋斗了半个多世纪，先后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先进教育工作者、优秀教师，并被授予优秀教育成果奖(曾荣获国家教委金马奖)。鉴于他的卓越贡献，他被收入《世界农业科技名人录》、《世界科学家?亚洲分册》、《世界名人传记》、《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中国农业百科全书》等国内外近20部典籍中，《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全国10余家报刊先后多次报道了他的事迹。

       四、李联标，原名李子丰，茶学家、茶树栽培专家，茶叶科学研究先驱之一。是中国早期从事茶叶酶化学研究的少数学者之一，研究成果受到茶学界的关注。在国内首先发现野生乔木型大茶树，对研究茶树起源与原产地作出了重要贡献。在研究旧茶园改造、新茶园养成技术、探索茶树高产优质规律和茶树品种资源收集、保存、鉴定、利用等方面取得了成就。1985年1月29日，逝世。

       五、王泽农，字梦鳐，茶学家、茶学教育家、茶叶生物化学家。是中国茶叶生物化学学科的开创者与奠基人。除创立了茶学研究的生物化学基础理论外，主持研制的 "茶叶光电拣梗机"曾荣获安徽省科技成果三等奖和商业部科技重大成果三等奖。筹创我国高等学校第一个茶叶专业，1999年10月4日，享年92岁。

        六、胡浩川，茶学家、制茶专家，中国现代茶业奠基人之一。参与筹建祁门茶叶改良场并任场长，致力于红茶品质的提高，促进“祁红”进入国际市场；与吴觉农合著了《中国茶业复兴计划》。曾任重庆复旦大学茶叶系教授和系主任，培养了首批茶学高级技术人才。

       七、蒋芸生，茶学家、园艺学家、教育家，中国现代茶学奠基人之一。为筹建浙江省茶叶学会、中国茶叶学会和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为培养茶学人才作出了贡献。在茶树栽培与育种研究、柑橘栽培、植物生理以及植物分类学领域均有深入研究，并取得显著成就。所著《植物生理学》为中国高等农业院校主要教材之一。

         八、庄晚芳，茶学家、茶学教育家、茶叶栽培专家，我国茶树栽培学科的奠基人之一。毕生从事茶学教育与科学研究，培养了大批茶学人才。在茶树生物学特性和根系研究方面取得了成果。晚年致力于茶业的宏观研究，对茶历史以及茶文化的研究作出贡献。著有《茶作学》、《茶树生物学》等论著。1996年5月2日，逝世，享年89岁。

　　中国古典社会结构就是士农工商，《管子·小匡》：“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柱石）民也。”《淮南子·齐俗训》：“是以人不兼官， 官不兼事，士农工商，乡别州异，是故农与农言力，士与士言行，工与工言巧， 商与商言数。”士农工商是古人按着为社会贡献大小的顺序来排列的。

       士为何排第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立德于心，建功于世，宣德功于言，泽被后人。可见读书时很受人尊重的。

       农为何排第二：“仓廪实而知礼节”、“民以食为天”“家有余粮、心里不慌”，尤其在农业为主的国家，封建社会的传统中国一直都是农业社会。

       工为何排第三：“欲善其事，先利其器”，借助工具可以提高效率。

      商为何排第四？商是互通有无的，必依赖他人而后能行。只可少数参与，如果大家都去经商，都去依赖他人，则无人可以依赖了。商的地位排在末尾，有不禁止又不提倡的深意。现代我们在鼓励商业至上。虽有勉励之意，但却有错误之行。如果人人都去经商，工何人做？农何人耕？如此则实业堪忧，离乱不远矣！      

      当然引起重大误读的是“士农工商”。后人论及于此，先是用知识分子或有学问的官吏替代了军士，然后，又认为这是尊卑排序，以士为首，农次之，以工商为末，这就形成了所谓的“末商主义”。而实际上，管仲提出的“士农工商”，乃并举之义，并没有先后尊卑之分。商人出身的管仲，是极其少数的重商主义者。管仲兴齐，用的正是商人的办法，司马迁评论他的当国之道时曰：“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也就是说，管仲最擅长的是配置资源，提高效率，以妥协和谨慎的方式重建各种秩序，很有“企业家精神”。

       那接下来我们也不妨讲讲商人，讲讲茶商，那近代都有哪些知名的茶商呢？我们知道近代有十大茶商，今在此不妨追忆一下。

　　一、唐季珊，东南亚著名的富商，经营茶叶生意。之后加入阮玲玉电影制片厂，是联华公司大股东。唐季珊曾先后任上海市输出业同业公会理事长、上海市茶行商业同业公会监事、中国茶叶协会常务理事，中华造纸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民国5年（1916年）回到国内后，即以其父名义邀集亲属集资10万，设立华茶公司，由唐季珊为实际主持人。是为中国开设最早、规模最大的一家华商茶叶出口行。并由其父串连卓镜澄、陈翊周、朱葆元等加入，几乎集当时这个行业的全部实力做后盾。最初运美的“天坛牌”、“美女牌”小包装茶叶，两三年一直未打开销路，10万资本亏损殆尽。民国9年左右，华茶公司由唐翘卿独自投入资金经营，唐季珊在美虽与一家专营茶叶的大进口商卡特建立了关系，但因无推销机构，销售渠道不畅，仍然敌不过洋行势力。

       民国12年华茶公司再次改组为有限公司，资本10万元，唐氏家族占80%。其余由上海茶栈商人投资。唐季珊任总经理。在华商同业的全力支持下，华茶公司先后在平水、福州、屯溪、杭州、肖山、诸暨等茶叶产地自设茶号，收购毛茶，在上海开设茶厂进行加工。自产自销，产销合一，减少了流通环节，节省了开支，降低了成本，以质高、价低的优势与洋行竞争，逐渐打开了外销局面。

        五卅运动，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抵制英商、英货，洋行进货与装运发生困难。华茶公司趁机大做出口生意，这一年华茶公司出口额高达8万多箱。值得一提的是，华茶公司在1926年美国费城世博会与汾酒、茅台等一道参加世博，获得一等奖章。

二、龙德记茶庄——池秉德

       池秉德（又叫池阅龙），生于19世纪七十年代。其祖上世代制作乌龙，父亲曾在当年的“茶都”鹤山同时担任三大茶庄的制茶师，后更是出任当时茶叶贸易量位于全国一位的美珍茶庄的首席（当年称为“大师傅”）。美珍茶庄在国内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在当时能够出任大师傅的，必定是制茶造诣极高的茶人。受环境影响，池秉德从小在父亲的耳濡目染之下学习制作乌龙茶。14岁便已在美珍茶庄担任制茶师，17岁时随父落户广州，21岁时已成为茶行业内闻名遐迩的制茶大师傅。年纪轻轻，便在制茶届与父亲地位相近，池氏父子的名声也早已在行业内有了制茶世家的美名。

        当年美珍茶庄曾邀请池秉德接替年迈父亲的职位，但是池秉德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由于家庭世代传承的关系，他有了开自己的茶庄的想法，之后选择了专注于乌龙茶的经营。1898年，池秉德在亲友的支持下，于广州创办了“德记zh茶行”，后改名“德记茶庄”，主要经营乌龙茶生意。经过几年的用心经营，凭借着自身对茶的敏锐触觉和过人的商业才能，很快德记茶庄名气起来了。那时候坊间流传着，到广州十三行采购乌龙茶，一定要去“德记茶庄”——优秀的工艺水平，严谨锐利的选材，多年制茶经验，让德记茶庄的乌龙茶在竞争激烈的茶叶市场内脱颖而出，店面内每日门庭若市，甚至一度作为进贡给皇上的贡品。

       时任广州知府赠予德记茶庄一块“乌龙世家”的牌匾，大红“德”字包装、专精而全面的乌龙茶商品，成为那个年代十三行里的一项乌龙传奇。在1939年芝加哥世博会上，德记茶庄凭着自产的“贡品乌龙”，包装精美、茶香四溢，顿时成了各国参展商、参观者关注的焦点，并一举拿下世博的进步奖章，被誉为“一个世纪的进步”。

三、红顶茶叶商人——伍秉鉴

       伍秉鉴（1769—1843年），又名伍敦元，祖籍福建。清代广州十三行商人，时为世界首富。 伍秉鉴的先祖在福建是从事种茶叶的，在康熙初年由福建泉州迁至广东广州，起了一个商名叫“浩官”。该商名一直为其子孙所沿用，成为19世纪前期国际商界一个响亮的名字z。1801年，32岁的伍秉鉴成为了广州行商的领头人——总商。在经营方面，伍秉鉴同欧美各国的重要客户都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并依靠超前的经营理念在对外贸易中迅速崛起，其在当时西方商界享有极高的知名度，成了洋人眼中的世界首富，曾被一些西方学者称之为“天下第一大富翁”。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尽管伍秉鉴曾向朝廷捐巨款换得了三品顶戴，成了“红顶商人”。1843年，伍秉鉴在中国的动乱中病逝于广州，享年74岁。

四、丝茶买办大王——唐廷枢

       唐廷枢（1832年5月19日－1892年10月7日），初名唐杰，字建时，号景星，又号镜心，生于广东香山县唐家村（今广东省珠海市唐家湾镇），清末洋行买办、洋务企业活动家。1851年起，先后在香港英国殖民政府和上海海关担任译员10年。1863年进入上海怡和洋行充当买办，经理库款，经营丝茶出口贸易，开展航运，扩大洋行在上海以外的通商口岸的势力。同时，继续从事商业活动，大量附股洋行经营的保险、航运企业，并为洋行企业吸引大量的华商资本。1873年任李鸿章主持的轮船招商局总办，成为洋务派官僚的有力助手。任职期间，招商局的营业状况颇有起色。1876年受李鸿章委托筹办开平煤矿。从勘察矿址、拟定计划，到筹集资本、正式开采，都由他一手主持。开平煤矿的组成或附属部分，也都是在他的倡议或主持下兴办的。

       唐廷枢开始自己的商业活动zh和资本积累，是在担任香港殖民政府翻译时期，1858年以前他就在香港投资了两家当铺。其后在上海度出现的棉花出口贸易的高潮中，又从事棉花投机生意。他独自经营的修华号棉花行，成为外国洋行收买中国棉花的一个代理机构，并与怡和洋行发生业务关系。自担任怡和洋行买办后，唐廷枢的经济活动，又有进一步的发展。 在担任怡和买办的10年中（1863～1872年），他除了为怡和经理库款、收购丝茶、开展航运以及在上海以外的通商口岸扩大洋行业务之外，还为他的老板投资当铺，经营地产，运销大米、食盐，甚至涉足内地的矿产开采。他和怡和前任买办林钦合伙开设茶栈。为适应洋行收购茶叶的需要，他先后投资上海3家钱庄，以周转他的商业资金。为了买办业务和自营商业的两种需要，他又在洋行之中，设立了自己的事务所。

       为与整个对外贸易发生联系，他又建立起一套类似事务所的同业公所。上海丝业、茶业等3个与对外贸易关系密切的同业公所，在1868年以前相继建立。唐廷枢和徐润等人则是这3个机构的董事，是主持这些行业机构的核心力量。

五、近代中国茶王——徐润

      徐润（1838—1911），又名以璋，字润立，号雨之，别号愚斋，香山县北岭村（今珠海市北岭乡）人。父亲徐宝亭曾任清朝官吏，叔伯皆为洋行买办。清咸丰二年（1852），14岁时随叔父徐荣村经澳门抵达上海，在英商开办的宝顺洋行当学徒起直至工作16年。勤奋刻苦，悟性颇高，得洋行主管器重，成为领管各分行的总买办。其预见到长江航运业的发展前景，决定购置江轮、船坞，将进出口贸易和航运作为洋行的主要业务，并将出口贸易拓展到日本，使洋行的进出口总值每年达数千万两白银，很快成为巨富。

       早在宝顺洋行上堂帮账时，徐润就自己经营茶叶等生意。他与人合作开过一家“绍祥”商号，从内地收购茶叶、生丝等，转卖给上海各洋行，这既为宝顺洋行提供了合适的货源，又为自己赚取了差价。1868年，徐润脱离宝顺洋行后，在上海开设了一家宝源祥茶栈，随后又在湖南、湖北产茶区增设了多处茶栈，并选用一批得力商友管理，从而形成一个茶业网络。由此，他可以清楚地了解各茶区的收成，掌握多条供货渠道，并针对英、美、俄等国消费者的不同喜好，源源不断地向各国洋行提供合适的出口货源，而且根据行情随时调整茶价，谋取高额利润。徐润和唐廷枢等人一起创办了上海茶业公所，对上海及其周围广大地区的茶叶贸易进行控制。

       茶叶是当时中国的四大出口产品之一。1868年至1888年正是近代中国茶叶输出最兴旺的20年，其中1886年输出量达268万担，创茶叶出口的历史zh最高纪录。这个纪录直到整整100年后的1986年才被突破。当时上海的茶叶出口量占全国出口总量的2/3以上，而宝源祥茶栈又是上海最大的经营出口茶叶的茶栈。因此，有人将徐润誉为“近代中国的茶王”。

六、谢裕大茶庄——谢正安

    谢正安，安徽徽州歙县人，黄山毛峰创始人，其创办的“谢裕大”茶行居徽州五大茶行之首。1875年，谢正安在歙县漕溪（今徽州区富溪乡）选采肥壮的新鲜嫩叶，在传统制作工艺的基础上，亲自动手，大胆改进，经过“下锅炒（五桶杀青）、轻滚转（手轻揉）、焙生胚（毛火）、盖上圆簸复老烘（足火、显毫）”等工序精心制作，形成“外形似雀舌均齐壮实，锋显毫露，色为象牙，鱼叶金黄。冲泡后，清香高长，汤色清澈，滋味鲜浓，醇厚、甘甜。叶底嫩黄，肥壮成朵”的独特新茶。由于该茶白毫披身，芽尖锋芒，又因其产地邻近黄山，谢正安遂给它取名为“黄山毛峰”。

       19世纪60年代末期，太平天国战乱结束后，清朝又开始“商务奋兴”，外销“洋庄”茶叶生意由低谷发展到高潮。当时“五口通商”的外贸出口格局已经形成。东方明珠上海逐步取代广州，成为我国茶叶外销的第一大口岸。上海外贸的兴起，在地理空间为徽商的振兴提供了条件。过去徽商的茶叶出口须经广州“洋庄”输出，而徽州到广州行程千里，产品从屯溪运至广州，历时近2个月，而从徽州到上海，只不过2~3天功夫，减少了损耗，加速了资金周转，使徽州茶叶市场上更有竞争力。徽州茶的销量不断攀升，有力地促进了徽州地区的茶叶生产。此时，种粮兴茶的谢正安当机立断，决定重操旧业，每年春季在漕溪挂秤收购春茶，经加工后，肩挑至皖东运漕、柘皋设店销售。因亲叔谢光荪在江苏靖江县新沟司衙内任职，他又将茶叶从长江水路运到靖江，再到上海闯市场，与“洋庄”做贸易，经过多年的经营，谢正安于光绪元年在漕溪开办“谢裕大茶行”。不久，又在屯溪、歙县等地开办茶行和茶厂。把茶行业务扩展到上海、运漕、东北营口等地，在吞并了休宁的吴家茶庄后，成为徽州六大茶庄之首，古歙北方四大财主之一。据《祥字阄书》记载：除去未作价产业甚多外，家积有价产业和英银洋计达49100元，宝银3400两。谢正安在上海闯荡时，上海市场茶庄林立，各庄普有名茶、名品，常品茶竞争相当激烈，谢正安用其敏锐的商业眼光看到了徽茶的不足，当时徽茶大宗是炒青“屯绿”，销量一直居全国绿茶领先地位。但一些地名茶如西湖龙井、庐山云雾、云南普洱等争相入市，并且上市早、外形美、香味清醇，为达官贵人所器重，为内外茶商所青睐。由于这些茶上市早、产量少、做工精致，因而价格高、利润大。

       建国后，黄山毛峰一直为全国名茶中的佼佼者。改革开放后，"谢裕大"茶庄改名为"天茗庄"，经原国家内贸部核准，成为安徽茶业唯一"中华老字号"茶庄。

七、裕泰茶号——汪立政

      汪立政(1827～1895)汪，绩溪八都余川人(今上庄邻村)，字以德。1840年赴上海茶叶店为徒，勤劳忠厚，深得业主信任；1850年自办汪裕泰茶叶店于沪南，督工精制四方名茶，薄利多销，声誉鹊起而在业内独占鳌头，此后在上海、奉贤、苏州、杭州等地设分号9处。汪裕泰经营有方，业务发达，驰誉中外，盈利丰厚，执沪上业内之牛耳，为旅外绩溪人中的富商巨贾之一。

       汪立政富而有道，急公好义，对家乡的公益事业多有资助。余川村口的环秀桥毁于道光癸酉(1873)，当时死难者无数，沿河良田皆废为沙滩，对此他一直牵挂在心。晚年，他捐金二千数百元，并派专人监工重建，虽未亲眼目睹夙愿的实现，但其子完成了此项义举。汪立政子汪惕予因致力于悬壶济世，只能勉力维系汪裕泰店业；其孙振寰1919年由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后，继承汪裕泰店业，刻苦钻研，善于革新，几经努力，于1927年在上海西藏路开设汪裕泰总号、辟有5个门市部，接着又在浙江路和福履路分设2个门市部，以批发兼零售，销售新制的绿茶、红茶、花茶和茶砖而驰骋沪上。抗日战争初期，他又悄悄地将资产转移美国和日本，在国外开设分销部，挽救了经济上的损夫，且及时地将汪裕泰茶叶打入国际市场，1949年离开大陆后，仍在海外维系店业。

八、吴鼎裕茶庄——吴锡卿

       吴锡卿，安徽歙县昌溪村人，生于1876年春，祖上为安徽茶商世家，兄弟6人，吴锡卿排行老四，1887年举家前往北京，初夏创办吴裕泰茶栈，由吴锡卿出任总管，几十年后才改号吴裕泰茶庄。吴家先后在城里城外开了8家大小茶庄，后来发展到11家，他们是：崇文门内“乾泰聚”、“福盛”、“吴鼎裕”茶庄，“吴鼎裕”即今崇文门菜市场旧址，专门经营高档茶叶，供豪门显贵享用。

       吴裕泰茶庄，自创建之日起至今，一直坐落在东四北大街44号。其时占地20多亩，高门大院，能同时进三辆大车，共有8个院落，100多间房子，为花园式建筑，分为客房，库房，加工拼配室，营业店堂等。那时，茶庄主要从安徽、福建、浙江等地进茶，一般是经大运河到通县，再用大车进东直门，到北新桥。那时吴裕泰茶栈的电话是：北局，1928。现为64041928，历经百年，主号未变，现在王府井吴裕泰茶文化馆，展有一老顾客捐献的早年吴裕泰茶栈茶叶筒可作证明。

       吴裕泰最早的牌匾是吴锡卿用五块银圆，请清末老秀才祝春年写的，称《吴裕泰茶栈》，书法不俗。这块匾在北京挂了几十年，公司合营时，吴裕泰茶栈改为《吴裕泰茶庄》，文革时北新桥地名被改为红日路，吴裕泰也更名为“红日茶店”（为竖牌），直到1985年才恢复老字号，是请中央民革委员冯亦吾老先生题写的，黑地金字的横式牌匾，沿用至今。1994年，茶庄进行翻扩建，营业场所由原来的50平方米增加到80多平方米，店堂宽敞明亮，店内悬挂着天津炎黄画院赠送的大幅国画，《陆羽品茶图》。次年，建成与茶庄一壁之隔的《吴裕泰茶社》，著名书法家刘炳森，欣然命笔题写匾额，1995年金秋时节，茶社开笔会，刘炳森、胡洁青老人、李滨声，苏适、米南阳，留下了墨宝。

        当时的吴裕泰茶栈，就以拼配花茶为经营特色，开始是自己窨制，后一律在产地窨。安徽的名茶不少，祁门红茶，安徽屯绿，黄山毛峰，六安瓜片，太平猴魁，等享誉中外，但那时北京的老百姓喝不起这些名茶，大多喝花茶，吴裕泰拼配的茶基本上是大众化的，所以生意一直很兴隆，在北京茶行中独树一帜。新中国成立后，吴裕泰这个百年老店又获新生，1955年底，公私合营后，更名“吴裕泰茶庄”。1995年被国内贸易部授以“中华老字号”称号。

九、张一元茶庄——张文卿

       张文卿，安徽歙县人，张一元茶庄的创办人。张文卿于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在花市大街摆设茶摊，光绪二十六年开设“张玉元”茶庄。光绪三十四年（1908）张文卿在前门外观音寺街路南购房开设了一间门脸的店铺，取名为“张一元”茶庄。取意“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之意，亦即“开市大吉、日新月异”之意。不久迁至观音寺街路北一处三间门脸的店铺营业。1912年张文卿又在大栅栏开设“张一元文记茶庄”。以“文”字表示为张文卿所开，三个茶庄以张一元文记为主。茶庄开业后，由于店址优越、经营得法，以质量上乘而声名远扬。

       张一元茶庄茶叶质量上乘、色味醇正，茶庄的业务好、发展快，得益于创业者张文卿经营有方。1925年张文卿亲自到福建开办茶场，在福州郊外半山坡盖了几十间房，雇佣当地工人按季节收购新摘的茶叶，并选最好的茉莉花自己薰制，再依北方人的口味就地窨制、拼配，形成具有特色的小叶花茶。以汤清、味浓、入口zh芳香、回味无穷被京城百姓认可，并广为传颂。张文卿自己办茶厂不仅可以熏制特味的茶叶，而且要比在北京从茶叶批发商手中买货价钱要便宜得多。所以，同等级的茶叶张一元比别的字号茶庄卖得便宜。张一元茶庄还经常派人到一些茶庄了解售价，掌握商品行情，并且买回别人销售的茶叶与自家同级茶叶比较，不断使自家茶叶质量优于同行。当时，该茶庄就设有电话和函购业务。凡买2.5公斤以上茶叶者，均送货上门。尽管生意好，可茶庄仍很重视广告宣传。北京的商店，用高音喇叭播放歌曲、戏剧来招徕顾客，张一元茶庄是第一家。抗战前夕，张一元茶庄播放彭素海用西河大鼓演唱的“三下南唐”，每次播放时，门前总是围着许多听众，为销售创造了有利条件。

十、吴怡和茶号——吴荣寿

       吴荣寿(1873—1934)，字永柏，号俊德。近现代著名茶商，著名徽商。又名俊德，字永柏。安徽歙县岔口乡人。吴荣寿童年时代随同父亲来到屯溪，学习茶叶经营，以精通制茶工艺和善于鉴别毛茶著称。1901年父亲病故后，他大胆拓展业务，在屯溪阳湖开办吴怡和茶号，专门制作外销高档茶。数年后，又创立吴怡春、吴永源、华胜等茶号，进一步扩大外销精品茶的产量，每年制销高档屯绿数千担，最多年份高达2万担，占屯绿外销半数以上，成为徽州现代第一大茶商。吴荣寿决心对茶业经营进行革新，企望创出新品名牌茶叶，他以重金聘婺源制茶名家汪汉梁为总管，在选料与配方上融婺、歙两家为一体，制成了色、香、味焕然一新的"抽芯珍眉"和"特贡"等茶，在上海一举夺得绿茶评比魁首。1927年前后，茶叶价格狂跌，加上朱富润火烧屯溪商业街，几度大损失使吴怡和等茶号一蹶不振。

       吴荣寿独立经营茶号之后，非常重视技术和工艺改进，他重金聘请婺源制茶技术高手汪汉梁为洋庄总管，将婺、歙两地“屯绿”制作工艺技术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的优势。他还对雇佣的工人亲自传授操作技术，并相对固定地雇佣他们。因此形成了一些约定俗成的做法，如父母使用的茶锅、拣板，可以传给其子女使用，称为子孙锅、子孙板，既保证了工人工作稳定无忧，又体现了商家延续有继。有《茶庄竹枝词》这样评说道：“急明论暗肆咆哮，坐了编成莫混淆。还是旧年原板好，学他燕子各归巢。”由于吴荣寿经营茶叶注重质量，又讲求信誉，生意越做越大，洋庄越开越多，先后在屯溪阳湖开设了吴怡春、吴永源、华胜、公胜等18家洋庄茶号；每年雇佣工人多达1000余人；年加工销售“屯绿”二三万箱，占“屯绿”总产量的1/3以上；巨大的规模使他成为徽州外销茶商中的巨擘，吴荣寿被理所当然地推举为休宁县商会首任会长。

　　中国是茶叶的故乡，现在正在践行的“一带一路”国家倡议，是复兴中华茶文化、振兴中国茶产业，建设中国茶业强国的新的历史机遇，千百年来，积淀了丰厚中外文化交流的丝路精神，是中国茶和茶文化走向世界的大舞台。

　　当下的世界格局更加复杂，茶和茶文化已成为联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桥梁和纽带。中华茶文化融合了儒释道文化的哲学思想，凝聚了中华民族“天人合一”“以和为贵”的“和”文化精髓，是增信释疑、和谐共处的特殊润滑剂，是传播中华文化、互鉴交流、增进和平友谊的特别使者。

      “走出去”，不是简单地把茶产品卖到国外去，而应当秉承“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弘扬“清敬和美”的当代茶文化核心理念，拓宽合作领域，分享发展机遇。

       有思路才有丝路。中国茶走好“一带一路”，首要的是将自身发展和外部发展相结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协调，致力茶产业的转型升级。要根据各消费国的消费习俗和市场需求，有针对性地研制开发各国消费者喜爱的茶品，如欧美地区喜饮花香、水果香的拼配茶、调制茶，中东非洲地区喜饮加糖加香料的大众拼配茶和茶饮料等。大众茶能走得远，发展空间大，英国立顿茶就是如此。要注重茶业龙头企业的培育和发展，着力提高科技开发和品牌创新，把深加工产业链延伸到保健品、天然药品、功能食品等健康产业领域，以满足各国人民养生保健的需求。走出去，重要的是品牌走出去，建设高标准茶园、规范茶品品质标准、加强行业自律和监管力度，搞好茶产业转型升级，不断提升茶品牌知名度和竞争力，是当务之急。

　　当前，世界上已有半数以上的国家和地区有饮茶习惯。要及时捕捉各类茶叶市场的信息动态，重点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主销市场和一般市场、传统市场和新兴市场的不同消费需求，有针对性地选择重点市场和合作伙伴，建立深度加工和特色营销网点。要创新茶商品营销文化，创新电子商务和茶叶拍卖交易等新方式，掌握创新市场的主导权。一方面要加强沿线国家及欧盟、美国、俄罗斯等主要茶叶消费国和茶叶国际组织的交流合作。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宁波—舟山港、“义新欧”列车等具有的全球集散、物流畅通的传统和现代通道的作用，运用集全球现代国际会展、信息咨询、物流配送、综合采购、现货与期货等于一体的茶业推介交易平台，参与举办形式多样的博览会、旅游文化节。同时，还要瞄准国际饮品前沿，学习先进管理、营销经验，用沿线地区乐于接受的方式、易于理解的语言讲好中国茶和茶文化的故事，不断提升中国茶的美誉度和影响力，促进中国茶在“一带一路”的大道上走好、走远。